观念平台－正视高龄化、少子化下的财政隐忧

人口数量与结构自古至今都是许多问题的核心。1798年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论》，强调人口按几何级数成长，高过粮食按算术级数成长，导致贫困、饥荒、犯罪与战争，引起社会恐慌与悲观情绪。但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生育率得以控制，农业生产力的提升等，早已矫正此种忧虑。如今令人担忧者，则是二战后婴儿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者迈入老年，人口红利不再；而高龄化、少子化现象，则在快速发展遽变中。

■「生不如死」，台湾人口自2020年起出现负成长

台湾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在1993年开始超过7％，正式迈入「高龄化」社会；2018年老年人口超过14％，进一步迈入「高龄」社会；预估2025年老年人口突破20％，更升级为「超高龄」社会。至于每年出生人口，在1980年代以前，有多次超过40万人；1990年代还有30万人，但往后则快速下降，2023年只有13.5万。故自2020年开始，台湾人口呈现减少的现象。

老年人口增加、平均寿命延长、长照与健保需求提高等，形成台湾高龄化社会场景。普遍晚婚、生育率降低、受教育人口萎缩、学校被迫关闭，妇产科医生减少等，造就少子化时代特有现象。这种人口结构及社会情势发展，自然产生诸多隐忧，包括工作人口比重降低、劳动力供不应求、整体生产与所得相对萎缩、消费能力与有效需求不足、社会福利与保险要求提高、家庭角色式微、医疗育儿与养老支出成长，加上高房价与低薪等，对整体社会造成极大衝击。

■社福支出比重持续提高 健全财务结构迫在眉睫

高龄化、少子化下的人口变迁，也造成相关政府支出的膨胀与结构调整。由《财政统计年报》可知，在2011年以前，各级政府合计之社会福利支出（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其占政府总支出的比率，大约在16％上下；2012年以后，则突破20％；这几年已达24％。若包括退休抚恤支出约占6％～8％及教育支出约占16％～18％在内，三者合计约高达政府总支出的50％。由于社福支出比重持续提高，自然会排挤到经建、国防支出等项目，影响政府支出结构的合理安排。

高龄化、少子化现象所致，人口结构改变，工作人口减少，必然影响包括年金（退休金）制度、健康保险制度等基金的提拨。为维护老年基本生活的保障，传统上採取的「随收随付」年金制度，面临极大挑战，各国纷纷改弦易辙。

纵使年金保险在财务上改採个人专户制，若是财务面的提拨比率偏低，或是遇上通货膨胀，依然会影响养老生活。该类制度运作产生入不敷出的财务压力，亟需政府补助，也对政府造成潜藏性债务。

高龄化也助长医疗照顾需求与支出的成长，除了来自投保者保费、使用者自付额外，政府基于职责上的负担，也会对支出带来膨胀压力。如何强化医疗保健及长期照顾等制度的净效益，健全财务结构，实在不容迴避。

生育率低，少子女现象的存在，当然会衝击到各级教育的受教人数与规模，影响未来人才供给，对产业发展与生产活动造成长远影响。而参与生产的工作人口减少、劳动力不足、消费力降低、有效需求低落、经济成长迟缓或衰退等，造成政府各项税收（包括所得、税消费税及财产税）之税基缩小，极可能会降低政府税收。政府若无法在开源、节流上妥谋对策，当会造成财政赤字、债留子孙，打击财政永续与世代正义。

■台湾税收占GDP比率仅13％ 须扩大税基与调整税率

台湾税收占GDP比率所呈现的租税负担率，近20年来只有13％左右；与国际相比，可算是非常低。若考虑各项社会保险负担，即包括相当于OECD国家的社会安全捐在内，也只约占GDP的19％。政府在此种财政能力下，是否能够长期支应高龄化下医疗、长照、养老等支出需求；以及在少子化下，为鼓励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提供相关津贴补助、减免税及扣除额，就不得不令人担忧。何况，这样的财政负担压力，尤其会落在劳动者身上，并不公平合理。

处此情况与发展趋势，重振家庭角色与价值，的确令人期待；但在家庭结构小型化下，极可能回不去了！政府应该面对现实，全面展开财税改革，扩大税基、调整税率、改善税收结构、取消不合时宜租税减免；同时控制社福支出膨胀、强化各项支出效率、提高人力素质与经济活力、整顿公有财产与公营事业、加强公私协同合作、强化社区功能等，对症下药提出具体改革方案。若是囿于政治人物短视及选票压力，无法有效推动财税创新与改革，高龄化、少子化与财政收支、债留子孙间的纠葛，将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漩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