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有罪推定》

写作跟律师工作最大的相似处，在于以下三点：两者都繫于持续不断的实践；尽力到何种地步，只有自己知晓，最终也都必须面对自我的审判；以及，最终必须从实践中面对不断的挫败与（或许）再起。

唯有如此，在竭尽全力写作、办案、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与失落之后，或许很偶尔地会有那么几次，实践者会迎来一点点无人知晓的、专属于自己的安慰，也多了些动力，迎向下一次的挫折与失落，一直到有能力与自己和解为止。

黄粱这样一个小说人物，以及这本《有罪推定》短篇小说集，便是在这些心境与各种体验交错之下所由生的虚构书写产物。

为何《有罪推定》？司法的极限与界线

我在这本小说当中，创造出了黄粱这样一个苦苦挣扎、集种种矛盾于一身的辩护人，作为各色案件的观察／实践者，同时也让他承担起部分案件叙事的任务。小说中的各案件，或涉社会司法议题，或涉人性幽微之处，自是不一而足，但本书六篇故事所指涉的司法本质与困境，则颇一致：

现实中的司法，往往是苍白、无力，而形式化的──虽然它不必须如此，但当代各国在民主制度下的司法，确实都遭遇类似困境。

说穿了，司法的本质，是否流于苍白、无力、形式化，往往繫于其国族的民主法治血脉流淌深浅，其公民群体的自省、自觉能力，以及其司法专业工作者的傲然信念。但无论上述三个因子互动的关系与呈现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一个事实──司法有其极限，也有其界线；它毋须也不应承载不合理的期待，否则只会造成更多误解与悲剧。

在〈二刀流男孩的存在主义〉中，随机犯罪与存在的本质辩证；在〈往日重现〉中，对于解离症状与女性处境的各色迷思；在〈刑法第五十七条〉里，加害者子女身为「隐形被害者」所须独自承担的替代性伤害；在〈他不重〉故事中，精障老者的困境；在〈红棉线〉里，家事事件因为种种因素，终演变为刑事案件的哀戚与无力；以及在〈亡命之徒〉当中，司法体系欠缺自信所造成的困境与荒谬种种，都希望呈现出司法作为一种乘载民意想像与期待投射的对象，其极限与界线之所在。

黄粱在面对那样一个没有「自信」的司法体系与过度期待司法的民意时，就像任何一个对体系还有信念的审、检、辩一样，是极其无力的──因为他自己正是体系的一员。

因为无力，所以抵抗；因为抵抗，所以无力。不仅黄粱，所有在司法中挣扎的人们，某程度都是那个重复推巨石上山的薛西弗斯，都陷在那个永难挣脱的超现实梦境之中。

至于前面所说的「司法欠缺自信」，则是体现在实践中（至少暂时性的），抛弃法治理论下种种为人所难解的基础原理及原则，去仰赖民意鼻息，同时却又害怕透过判决进行具体的白话说理，与人民就司法的认事用法进行细究、甚至辩论的矛盾之中。那是身为资深辩护人的黄粱亲眼所见的病灶，但同时却无力回天的一种困境。

那些民意舆论所想像与期待的司法，正是传统华文法庭公案小说当中，最爱贩售、奠基于「有罪推定」原则的封建「青天」论──从《包公案》、《狄公案》乃至于《施公案》，都透过司法工作者本人准神格化的神通广大与奋战意志，以及最终回归到封建体制权威加持（尤其是当权者垂青特定司法实务工作者），去彻底掩盖了近代民主法治下，司法制度三本柱的重要性：对基本法治原则的深刻信仰、对事实细节与正当程序的坚持着重，以及不畏说理、进行抗眾（与抗威权）之必要。

若从那样的意涵出发，说这本短篇小说是一本指向现代司法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症状的「反公案」作品，说不定也算合理。

作者已死，抑或游魂尚存？

据说「作者已死」──罗兰．巴特早在一九七六年所提出的论述，对于我这个各式文本的疲懒且放肆的资深读者（当然也是诠释者）来说，向来略有警醒之效──无论是各式中、英文法律、文学、心理，乃至于虚构、通俗文本等的阅读，我都很清楚：身为读者，可以选择是否前往原作者写作的脉络领域内，吸取自己解读文本的养分，抑或做出完全跳脱作者原旨的诠释或引申。

而现在，我自己变成了作者，其实也打算试着去遵循那样的法则，非必要，不去为自己的作品解说太多──除非真的有人非知道不可。换句话说：这本书在写作完成，交到读者手上、映入读者眼帘之时，作者原本想什么，大概就已经不那么重要。身为读者，你怎么读都可能是对的。

但盼身为读者的你，可以从阅读、接纳、解构、诠释、批判这本小说的每一个故事中，获得一些乐趣、慰藉，甚或净化。这样，身为作者的我，也就于愿足矣。（本文精摘自《有罪推定》后记，宝瓶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