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国史上的转捩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到宋朝达到最高峰，宋代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严復在给熊纯如的信中就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中华文化的强韧性，在宋代长期抗御外侮的过程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南宋晚期抗御蒙古时，最能表现这种强韧性。蒙古自成吉思汗统一后，就像一阵凛冽的狂风，以空前的速度，横扫了当时旧世界的大半，铁骑所向，无不披靡，然而国势不振的宋朝，在抗拒女真百余年之后，仍能抵抗蒙古达四十五年之久，是全世界抵抗蒙古最成功的国家，使中国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以及史学得以继续发扬光大。可惜《宋史》仓促成书，于晚宋史实，疏于搜补，致使这段歷史隐晦不明。除宋史外，传世的史书虽有《宋季三朝政要》等，然不足以与有关北宋或南宋初期的着作如《续资治通鑑长编》与《建炎以来繫年要录》相比。近年来，学人始注意晚宋军国政事之研究，如张荫麟先生的〈南宋亡国史补〉，姚从吾先生的〈余玠评传〉等，可为代表作，然继此而有待努力研究者仍多，因此如何重新整理晚宋歷史，是当前宋史研究的要务。
宋代士大夫论政的风气最盛，北宋朝臣因关心朝政，先后对外患、变法诸问题展开激论，甚至引起政争，透过这些争议，可以概括地了解北宋政情的演变。南宋国脉与和战问题相始终，士人的议论也以和战及所衍生的边防、流民问题为主。透过朝臣对这些问题的争议和政策的决定与执行，来检讨晚宋政治，或许能够把握晚宋政情的递变和政策成败的重心。因此，笔者试以「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为题，作为研究晚宋政情的基础。（三之三：摘自《和战、边防与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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