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看世界－从通膨预期到政治决策：为何川普对鲍尔失耐心？

近来川普启动对等关税战，很多人引用70年代美国停滞性通膨时期来类比，判定美国可能会引发再一次停滞性通膨。因为一提起70年代停滞性通膨，人们首先想到的原因便是石油危机引发价格上涨与景气崩跌，与高关税产生的效果类似。

的确，1973年与1979年两次油价暴涨，透过推高能源成本，与供应链传导到终端产品，显着加剧物价上涨压力。然而，若仅聚焦油价，将忽略更深层的问题，即当时联准会的政策反应，既迟缓又犹豫不决。这才将外部衝击转化为长达十年的结构性通膨，也才是美国经歷十年停滞性通膨的真正根源。

以1973年为例，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美国通膨率迅速攀升，1974年突破11％，远高于60年代长期低于5％以下水平。但联准会升息动作滞后，至1974年底才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升至10％以上。更糟糕的是，1975年初因担心利率过高引发经济衰退，联准会又迅速将利率下调至5.8％，远低于控制通膨所需的水平。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政策，不仅未能稳定物价，还加剧通膨预期形成。70年代美国工会力量强大，工资谈判频繁要求大幅加薪，形成工资─物价的恶行螺旋（wage-price spiral）。

直到1979年Paul Volcker接任联准会主席，採取截然不同的策略，无视短期经济成本，将联邦基准利率大幅提升至两位数，1981年甚至一度突破19％。此激进政策成功打破通膨预期，重塑市场对联准会的信任，为1980年代经济復甦奠定基础。然而，代价同样高昂：高利率一度引发经济严重衰退，失业率飙至10％以上，对社会造成衝击。这显示，信任骑马而去、步行而归；重建央行可信度往往需付出重大成本。

这段歷史对当今现况具有相当的启发性：面对通膨，央行的核心资产是其可信度。当市场相信央行能控制物价，通膨预期便难以失控；反之，若市场怀疑央行决心，通膨预期将推高物价，将压力反馈至央行。

因此，川普主张撤换联准会主席，并非全然出于政治操作，而有另一种角度的经济判断基础。因为川普始终认为，鲍尔在疫情前的降息速度，与疫情过后的升息反应都过于迟缓，导致景气下滑与通膨失控，市场已对联准会信心动摇。

2021～2022年美国通膨率一度破9％，但联准会直到通膨失控后才加快升息节奏，反映出对通膨风险误判与政策延宕，正与70年代错过第一时间控制通膨的歷史如出一辙。

川普阵营认为，联准会若无法在市场信心受损时果断作为，将重演70年代停滞性通膨。主张换帅，正是希望重新确立央行决策的果断性，前瞻指引市场；该升息就升息，该降息就降息的形象。不是像现在优柔寡断且缺乏前瞻性，老是把Data Dependent挂在嘴上，过度专注Data，就像开车只看后照镜，不看前面的道路。

或许在学界与央行独立性的讨论中，此立场仍具争议，但若从歷史经验出发，川普的忧虑非空穴来风。一个决策落后的央行，可能才是真正让经济陷入长期困境的元凶。这是70年代联准会用十年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也是川普想避免的恶梦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