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振声案 司法与正义的拷问

7月初，一位原本默默无闻的女性，以最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她，是彭振声的妻子，悲剧发生那日，台北地院正预定勘验彭的侦讯录影，开庭前彭振声得知挚爱离世，当场情绪崩溃，在法庭嘶喊「我不想活了」、「我是被冤枉的」。

消息一出，舆论沸腾。有人心疼一个家庭的崩解，有人谴责羁押是否过当，更有人质疑民眾党是否试图将悲剧政治化。只是，若我们止步于争辩责任与操作，却忽视背后盘根错节的司法制度与人情义理，悲剧恐一再重演。

悲剧的起点，绕不开司法与羁押制度。羁押，理应是保全侦查、避免串证的最后手段，而非预设有罪的惩罚工具。然而，京华城案起诉书达9百多页，仍无法清楚回答：是否真有足以羁押的明确金流证据？是否真无其他替代手段以防串证？这些问题，攸关当事人权益，也影响社会对司法的信任度。若检调以羁押作为压力工具、证据不足仍强行推进，终将耗损公信力，动摇法治根基。

这让人想起北宋名臣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任地方官时审案慎重，反覆查证证据，深知押人取供虽易，却违法之理；苟且成案虽快，却伤民之心。这种对「慎刑恤狱」的坚持，千年后依旧发人深省。今日的司法单位，是否仍坚守初心？

若羁押成了预设有罪的工具，谁还能安然相信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被压迫的人？一个成熟民主社会，必须相信程序公正与证据为王，而非用政治氛围左右法庭的铁律。

然而，单靠司法制度自净，远远不够。另一条失守的防线，是公眾的理性。悲剧发生后，舆论二极化：有人怒吼政治迫害，有人斥责在野党消费亡者，无数情绪如子弹飞散，却少有人愿意冷静面对问题本身：证据有没有？羁押是否合乎比例？制度是否该检讨？

理性，不该是口号。面对争议，我们需要更多追问：羁押的依据、办案的程序、舆论的自律、政党的底线。如果无法集体思辨，只剩立场对撞，今天的悲剧，明天可能落到任何无权无势者的头上。

法要刚，理要冷，但社会能不能真正抵挡撕裂，最终靠的还是情。

彭夫人之死，让人心痛的，不只是司法疑云，更是她在舆论洪流下无处可逃的孤绝。我们是否能放下立场，看见人本身的脆弱？是否能在愤怒与冷嘲之外，留一点点理解与温度？一个没有同理心的社会，就算法治再完整、言论再自由，也终将冷如冰原。

这起悲剧，是对家庭的毁灭，更是对司法制度与人情义理的一次叩问。法律，必须坚守谨慎与正义；理性，必须支撑公共讨论不沦为斗争；而情感，必须提醒我们，这块土地不该只有刀剑与标籤，还需要善意与怜悯。（作者为铭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专任副教授兼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