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两个中共文件,可以确定「三大政策」或「三个政策」,是来自中共中央的决议,并通知其所属机构。中共中央决定这个名词的原因,是中共方面发现当时「国民党内部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及反对劳农运动之趋向,非常强盛。」分析其原因,乃是:「阶级问题。资产阶级固与吾人(共党)立于反对地位;即国民党左派对于吾人亦不表示好感。」为了阻止这一趋向的发展,乃以汪精卫的「左派」为结合的对象,来攻击国民党的「右派」。所以中共中央决定:「我们(中共)帮助左派领袖,和我们合作的条件:他们(左派)固然要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三个革命政策;我们也需要顾及他们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对他们有所让步。」

奉之为「金科玉律」

原来汪氏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舰事件」后,辞去他在广州中央的党、政、军领导的职位,出国「养病」。共产党的扩张行动,也因此事件受到限制。迨一九二六年底,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到达武汉后,俄顾问鲍罗廷(Michael M. Borodin)即协同一批左派国民党人和中共人员,建立武汉政权,以国民党的名义,执行「最高职权」。并在两湖地区进行农工斗争运动。在此情势下,国民党内部发生非常强烈的反俄、反共、反农工运动的趋向。迨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革命军克上海、南京后,集中在上海的国民党人乃筹议清党。四月初,汪回国经上海,国民党人要汪参与清党,汪拒之。此时共党则以武汉政权为中心,高喊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结合左派,以对抗「右派」。当汪氏到达武汉,在「三大政策」口号的欢迎下,向群眾做了拥护「三大政策」的演说。其中说道:

我们总理孙先生指示我们,指示给一般民眾的,共有三条革命的路:第一,是联合世界上革命的民族,共同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合国内的一切革命分子,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联共政策;第三,要把全国最大多数是最穷苦最受压迫分子唤起来做革命的领导者,这就是农工政策。因为如此,国民党才能与民眾联合起来,使得革命成功,民眾得到利益。所以要使革命胜利,一定要按这三条大路走;(否则)就一定是失败,一定被打倒。这三大政策虽名为三个,而实则一贯,决不能取其一而舍其余。

但在四个月以后,汪对「三大政策」便不承认了。同年十一月,汪在广州中山大学报告〈武汉分共之经过〉时便说:「兄弟(汪自称)到了武汉,便感觉得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并举是很不妥当的。自从国民党改组以来,第一次、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未见过三大政策的名词,这大概是去年才发生的。」

在一九二七年的上半年,武汉分共之前,「三大政策」口号,响彻云霄。一般民眾固然盲目的跟着在喊,即国民党人如汪精卫者亦不例外。其时在武汉的宋庆龄、何香凝等,也都是跟着「群眾」在高喊拥护「三大政策」。到了这年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讨论「分共」问题时,同时也讨论到「三大政策」问题。例如孙科在会中发言道:「我们可将他们(共党)天天所喊的口号『拥护三大政策』的口号研究一下,看看是否与总理的政策相符?」孙科认为如果按照第三国的训令对国民党的做法,则「国民党变成了CP的工具,将几十年来总理的遗训一概抛弃,将国民党的性质、组织、歷史根本推翻。这也不是联,也不是容,乃是降……那末,三大政策变成了两大政策:降俄!降共!」潘云超更在会议中指出:「还有『抛弃三大政策,即抛弃三民主义』的标语,姑无论他如何荒唐,但已足以麻醉一般民眾。贴这种标语的人,如果不是别有作用,就是没有知识。」儘管如此,当武汉分共后,还有国民党二届一批左派委员,联合中央委员中一批共产党人,以宋庆龄为首发表了一篇《中央委员会宣言》,斥责蒋介石、汪精卫等「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不过,参与宣言的人,虽然仍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但绝大多数为中共人员。可见「三大政策」名词,虽然来自共党的制造,仍有一些人奉之为「金科玉律」。

政策可变 主义不变

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除有农工方面的政策外,也有联俄和容共的措施。至联俄与容共是否为孙中山的政策?或政策与主义有关关系或区别?在共产党及国民党人方面均有不同方看法。比较起来,约有四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把政策与主义混而为一,认为联俄、联(容)共、扶助农工三者,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主要内容,也就是孙中山新的或革命的三民主义。这种解释,出自共党之宣传。第二种解释认为政策是实行主义的方针或方案,扶助农工固是实现三民主义的许多方案之一,但联俄与容共两事,则与主义无关,只不过是政策下的一件事。这种解释,可以胡汉民为代表。第三种解释认为主义与政策不同,主义与政策不能相混不分,政策可变,而主义则是不变的。联俄与容共是为应付时代和环境所取的一种政策,不能与三民主义同样有长久的时间性。时代与环境改变了,政策也即随之而变化的。即如孙中山有过联段(祺瑞)政策,联张(作霖)政策,在当时看来是重要的,必要的。时过境迁,则是过去的事。此种解释,可以汪精卫为代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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