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视名嘴日前大肆谈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健康问题,事后证明不是事实,却自圆其说,称流言传出代表中共权力斗争激烈。也有评论文章说,习近平频频到军队、地方视察,严厉执行《香港国安法》,代表他的权力不稳固。长期以来,绿营媒体及民进党政府官员总是用这种「看图说故事」方式解读大陆,颇类似西方当年的「克里姆林宫学」。克里姆林宫学未能解释和预判苏联解体的重大变化,已经被证明失败,台湾拾人牙慧,继续用克里姆林宫学方法论来认识大陆,难怪严重误判大陆情势。

严重误判大陆情势

克里姆林宫学有一个认识论上的假设,认定苏联是由强烈意识形态主导的极权政治模式,大权集中于一人或苏共中央政治局。只要掌握这些人的动态或官方文件,就可以预估苏联政治的发展。但冷战时期苏联资讯高度封闭,政策制订不透明,且方向不可预期。西方研究者不得不从官方媒体透露出来的领导人称谓、排名、座次等等动态,或用字遣词的变化,找出政局变动的蛛丝马迹。这一整套只关注克里姆林宫内人事变化与官方修辞的研究方法,就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学」。

这种只关心高层政治斗争或文字训诂的研究,自然看不到社会舆情、官僚体系以及经济发展对政治的影响,也就对苏联的变化观察失准。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无人能够预判,已证明克里姆林宫学全属虚功。如今台湾一些学者与媒体人,受西方学术或个人意识形态影响,习惯接受西方媒体的观点和议题炒作的需要,不愿意用正面、完整、客观的角度,看待大陆各方面的发展,往往落入克里姆林宫学的陷阱,误判情势。

他们接受了克学的假设,认定中共政权是人治的极权体制,认为只要研究国家领导的一言一行或是派系斗争,就可以理解中国大陆的政局;他们认为既然是人治的社会,国家领导就拥有无上的权力,视法治于无物;他们对于共产党员的理解,可能来自冷战宣传的刻板印象,完全服从,官僚作风,没有个人积极性;认为大陆是科技监控党国资本主义,只有被驯化的人民,没有足以影响政府决策的民意。他们甚至还坚信中共偽造数据、隐瞒实情,所以经济成就、社会脱贫、防疫成果都不可信。

这种克学视角就产生几个盲点:第一,忽视中共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体制的作用。这套体制下中共维持了路线的延续性与党内共识,不因领导人的去留而有重大的变化。例如打贪本身在中共内部有一定的共识,习近平打贪固然得罪不少党内势力,却得到更多的支持力量,多年下来权力渐稳。另一个例子是统一问题,在大陆看来,国家统一是民族復兴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会因领导人更替而改变,但只要台湾或美、日等国家在两岸关系上不做出严重伤害大陆发展的举措,也就不存在急统、武统的问题,这个方针自1989年来延续至今未改变。

全面復兴才是事实

第二,误认为人治凌驾于法治:人治与法治本来就是光谱的两端,不存在绝对人治和绝对法治的社会。中国大陆近年来十分重视法治建设,人民的权利意识也逐渐抬头,但是受到中国传统「德治」的影响,对于道德秩序与正义恢復的观念与西方不同,在法律的制订与执行上难免出现一些拉锯。例如香港以国安法逮捕反修例运动相关人士却出现捉放曹的情况,表示中共面临两难,一是尊重香港司法体系,一是维护国安法律尊严,再者也不希望刘晓波的憾事重演。如果真的只有人治,何须犹豫,就像江南案私刑处理便罢。

第三,误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紧张,社会分裂:中国传统中的科举考试与宗亲社会,维持了社会流动与稳定,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像西方的二元对立。中共的「党的建设」在调和国家与社会矛盾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将中共与中国人民二分是不瞭解中共的党员甄补、思想教育和组织原则。这次防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仅体现集体主义的精神,也展现中国的规模优势与大国红利,透过转移支付,大陆对边疆地区与贫困地区注入大量资源,这些都对少数民族或边疆地区产生有效的吸附作用。

与西方克里姆林宫学不同的是,西方认为苏联「国祚长存」、「长治久安」,台湾的克学信徒们却一厢情愿抱持「中国崩溃论」,中国大陆当然也有缺点与不足,但是全面性的復兴是不争的事实,台湾更要实事求是的面对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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