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专栏：龙城飞》从《难忘岁月》看解放后东北农村 一个女农民的生命歷程（二）

前言：东北辽寧农民女作家梁书香的《难忘岁月》书中描述的是一个「四类分子」农民的家属，在农村中经歷种种政治运动的生活情形。梁书香生于1946年东北，直到1980年才离开农村，在农村中完整地度过了毛泽东的时代。由于来自于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后加上右派，五类。习惯上仍称四类分子）家庭的亲身描述非常少见，本书提供了相当珍贵的阅读与研究价值。笔者在此摘录主要部分，分数次刊载，以飨读者。－－龙城飞于台北芝山岩。

在大跃进前，梁书香的哥哥们已经经过考试离开农村，在城市生活。农村人口获取粮食的问题主要源于党中央从农村徵购粮食分配给城市居民，一旦一个人得以进入城市生活，在大跃进期间也不会平白地饿死。这样的情形非常重要，家庭在最困难的时候扮演人们得以生存下去根本的力量，梁书香因为有哥哥在城市，全力照顾父母和家人，全家几乎可以走过灾难，而许多阶级正确的贫下中农反而因为没有外援而饿死。梁书香回顾三年飢荒，说：「当时农村为吃的分家成普遍现象，婆媳分，父子分，哥俩分，两口子分。这场大饥荒，孩子不如大人耐磨，老人不如年轻人耐磨，男人不如女人耐磨。三年飢荒中，农村因飢饿而死的大都是孩子、老人和男人。」

在这段过程中，有一件事非常关键，就是农村户口的无法移动。梁书香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农村被一个户口制度严密隔成两个世界，农村想靠自己到城里找份工作，哪怕是掏大粪，却门都没有，他们的出路，除了读书考学，就是参军服兵役。大部分农村青年想寻求一个好的出路就指望服兵役。每年到了徵兵期，村里再也不用召开服兵役动员大会，农村青年现在头削尖要求去当兵，而且希望去了不再回来。但能去当兵的必须是社会关系清白的贫下中农子弟，四类子弟乾看白想。」中国农村到1955年6月，中共开始建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城市农村隔开，农民成为附着土地的「农奴」，再也不准离开农村。

1967年1月，腊月二十九，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往常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在请家谱贴对子挂红灯准备热热火火过大年，可是那天梁书香描述：「全大队的四类分子正被集中在一起，戴着各种形状的高帽子游大街，父亲当然也在这个行列里。四十多个四类，四十多顶纸糊的高帽子形成一片高帽子林，花花绿绿颤抖在严冬尖溜溜的寒风里，倒也煞是好看，高帽子两旁是挂敲锣打鼓押着他们游街的红卫兵，再两旁就是密密麻麻围观的人群。锣鼓声、口号声夹杂着看热闹人群不停的笑声，把个节日前的小村弄得不伦不类，既像开来了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农友队伍，又像来了伙杂耍班子在耍把戏。大人们表情复杂，孩子们则拍着手又跳又笑。黑牌敲锣示眾，似乎成了乡村娱乐。」

1967年秋收前，为配合「抓革命促生产」，梁书香描述：「和我村只一山之隔的邻公社的革命组织搞了游斗四类分子和残渣余孽的活动。可能觉得像以往那样只游游街打几拳踢几脚不过瘾，不够刺激，这个公社的造反组织头头就翻新了花样，把全公社的『类』们都集中到公社中心的集市上游斗。只见人称秋老虎的毒日下，全公社的四类分子和残渣余孽们被站成一个圈圈，两人一组互相对打，要使劲打，谁不使劲，革命组织就修理谁。结果，互相对打的人打来打去都打上了仇，一个比一个出手狠，不一会儿都鼻青脸肿，口鼻淌血，年岁大的体质弱的都倒在地爬不起来了。再看看逼着四类们互相格斗的几个造反派，站在一边竟看得眉开眼笑，乐不可支。」

1968年秋，全国在最高指示下，城里人口下放，知识青年下乡。对梁书香家来说，新的灾难是在知青来了之后，他们闹革命的第一步也是从鼓捣四类分子开始。知青们先在生产组组织了几次批斗会，把他们在学校在社会上斗争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的看家法宝都使了出来。梁书香说：「每次批斗会都是二对一地把四类喷气机的按头扭胳膊，然后旋风一般卷上台，卷上台还要把胳膊用力地往上拧，痛得四类们嗷嗷叫。下洼子生产队的群眾大部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凶猛激烈的场面，……几个没心没肺的小青年看着觉得很新鲜，很刺激，以后他们很快也加入知青一伙，也玩起猫戏耗子的折磨四类的游戏。」

城里来的知青还将城市已经强制推行的侵入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政治文化推向农村。在他们村，知青带来的「新花样」是社员上下工都要在毛主席像前繁琐地请示匯报，跳忠字舞。四类分子只能在毛主席像前「请罪」，规定「请罪」时，必须一躬到底，头要低于屁股，还要背长长的「请罪词」，如「我是地主分子某某，我有罪，我罪该万死，向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毛主席请罪，向林副统帅请罪，向工人阶级请罪，向贫下中农请罪。」如有一人背错，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其余人都要重新「请罪」。还规定从生产队回家的路上也要大声背诵请罪词。每天，几个四类分子就这样白天请，队里请，路上请。

1969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气焰降温，4月份，支左部队撤走，青年的革命热情一落千丈，从此再也看不见青年组织政治学习，再不见他们眼睛盯着四类，四类们当然也不用一天数次请罪了。青年们开始怠工、旷工、大忙季节频繁地回城，生产队倒也不指望他们干什么，甚至希望他们回去后就不要再回来。对生产队来说，青年们的到来是个沉重的包袱。（待续）

（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台湾师范大学歷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