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的学术研究,经过两岸学术界几十年的努力,在学科建设方面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组建台湾研究交叉学科——「台湾学」的条件趋于成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在这一领域的知识理论体系建构和组织体系建制方面做出许多有益的尝试,提出了「厦大方案」,希望两岸学术界继续努力,为台湾研究交叉学科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一、台湾研究的「厦大方案」

「台湾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它的建设必须具备许多必要的条件。而要具备这些条件,必须经歷相当长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首先,要明确学科的本质属性。其次,要完善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最后,要根据台湾研究和时代的特点提升研究方法,厦大台研院师生在这些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

(一)明确提出「台湾学」的本质属性

本人指出「台湾学既具有学术性又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台湾学研究中既要遵循学术的原则,又不能不考虑到政治因素」。朱双一强调「台湾学」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他指出:「有关台湾的政治、法律、经济等的研究,本身带有强烈的当代性,归入『台湾学』范畴的台湾史、台湾文学的研究,应该具有(至少是应该提倡)一种从当前台湾现实出发,紧扣当下重要、紧迫问题的现实问题意识,这种意识可使台湾史、台湾文学研究这些本来似乎可有可无的学科,转化为『台湾学』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死学问』活过来,焕发新的生命活力,此诚为『台湾学』的灵魂」。

他针对「台独」意识形态打着学术旗号的传播提出要「立足于从学理上加以批驳,才能击中其要害,使台湾民眾信服「需要我们通过建立『台湾学』展开对台湾情况的全方位的细致研究掌握摆事实、讲道理的能力,才有可能胜任这一工作」「80年代以来,一些有『台独』倾向的文学、文化论述成为具有『文化霸权』性质的话语,恰恰都说明了文学、文化归根结柢与政治脱不了干系,因此有关台湾文学、文化的研究最终也都会——必然也是必须地——指向『政治』这一『台湾学』的『终极』的任务」。

(二)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方面进行初步探索

关于两岸政治定位,刘国深早在1999年就提出「国家球体理论」指出目前的「中国国家球体」是由祖国大陆与台湾两部分构成「球体」,球面由祖国大陆政权与台湾政权这两块大小不同的「球面」构成,两部分「球面」各自都由一定的内部主体支撑,同时也分别行使既相互区隔又相互依存的对内对外功能,两者间的功能区隔只是内战状态下的暂时现象,并没有法理稳定性的保障,随时都可能因竞争出现变化,这种暂时性区隔的持续是以「国家球体」的内在主体部分完整性不受损害为底线。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框架可以表述为:「领土主权一体,政府差序并存,存量原则不变,增量拓展共商」刘国深和王鹤亭还提出「一个中国,两个平等政权,中国代表权互补」作为两岸政治定位的底线,而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两岸政治定位将有助于解决两岸「一个中国」意涵之争。

陈动提出「一个国名,两个国号」指出「中国才是国名,而歷史上的、现实中的国号仅仅是特定时期政府为中国所起用的称号,在政治、法律和国度意义上 中国只有一个」。

李鹏提出以「当局」作为两岸政治定位的起点,指出两岸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以「当局」互称,而「当局」的提法实际上已经隐含了政治定位的某些深刻含义,在当前两岸已经就一个中国框架(架构)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的情况下,可以适时思考以「当局」作为两岸政治定位的起点探讨发展政治关系的问题。

张文生提出「海峡两岸『第三主体』」指出「第三主体论」是在「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海峡两岸共同建构的「第三主体」最终目标是一个「统一国家」但是在过渡时期,大陆可认知为「一个中国」台湾可认知为「宪法一中」或「大屋顶中国」,双方不持异议,「第三主体」也就是「第三认同」是超越「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的两岸人民共同建构的新的政治认同主体。

关于两岸关系,刘国深提出「两岸桥接模式」指出,要用「桥接」的思维,彼此吸收对方的正能量,共同推动两岸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李鹏提出「桥接平台」指出,针对客观存在的社会制度差异问题,两岸可以在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建立起制度互信,并尝试在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实现「桥接」最终构建起「相互尊重、理性对话、良性竞争、共同进步」的社会制度「桥接平台」。

肖日葵也对两岸「桥接平台」做了研究。王贞威提出「两岸群际建构论」把大陆和台湾人格化为两个施动者的集群,分析在两岸的互动性实践中,两个施动群之间已然形成并持续建构的群际文化结构及其进化过程,其核心观点是:「物质基础、观念主导、实践建构、文化进化」,即在以一定的物质形式为依托的基础上观念(文化),在社会实在建构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在理论和研究模式方面,提出施动群概念改进「施动者-结构」机制的一般模型,提出「家人」文化概念,改进文化结构进化的一般图景。

关于两岸整合进程,刘国深和王贞威还提出「三阶段」说:器物——利益的整合阶段,制度——结构的整合阶段,以及文化——价值的整合阶段。

关于两岸合作治理,刘国深提出「区分政治与行政两个不同层面的事务,并借鉴西方的公共治理理念,双方公权力部门可主动地进行适度的战略收缩,让两岸民间社会的力量进一步释放出来,成为引导和推动两岸和平发展新的力量,成为两岸公权力部门合理有效的补充。

唐桦提出,「通过优化治理结构、整合参与资源、激发合作动力和培育文化意识四种途径来构建两岸合作治理模式」。王鹤亭指出「在国家尚未完全统一特殊情况下,中央政府既要有效阻遏『台独』、维护和巩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更应逐步将台湾整合纳入『一个中国』的治理体系与政治秩序」。

此外,刘国深和芮鹏、肖日葵、王勇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针对台海危机管理,陈先才则专门提出了「台海危机管理模式」。关于两岸青年问题的研究,唐桦尝试从利益、制度和观念三个维度来搭建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提出两岸青年「共同认知」的整合路径:交往理性的价值路径、加深认同的文化路径、共同参与的制度路径,以及共同生活的社会路径。此外,陈超等人还建构了一套测量常住大陆同胞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

在台湾经济与两岸经济关系方面,李非指出台湾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介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第三条经济发展道路,即「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并对台湾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性分析。

唐永红归纳总结出了一个可以系统研究区域一体化问题的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王华构建了包含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其他经济体的三方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用以类比分析全球经济衝击对于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并提出两岸经济融合发展进程的「层级推进」模式。石正方建立了大陆惠台政策评估理论模型,并应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王勇探讨了推动实现厦金融合发展的两岸口岸治理合作新模式。

关于法律问题,法律研究所对两岸两会协商谈判与两岸协议实施机制进行了研究。彭莉、季烨提出构建海峡两岸次区域合作机制,以及两岸协商谈判和内部实施机制的配套构想;季烨从「实质平等」角度提出制定台湾居民同等待遇的衡量标准「为大陆方面制定台湾居民同等待遇措施提供法理依据,为既有差别待遇措施的评估和完善提供衡量标准」。刘文戈提出「强约束力公民投票-弱约束力公民投票」的理论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和分析台湾「公民投票」活动的新变化。

(三)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逐渐演进

首先,开始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尝试,台研院政治研究所师生开展了政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与行为经济学、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经济研究所以区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参考西方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理论,使用歷史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结构分析法、定量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开展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经贸立法、国际关系学、国际经济学、社会(文化)、能源经济、管理科学,以及两岸关系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文学研究所开展了文学与文化学、社会学、文化政治、文化心理、语言学与文化认同、国族认同的交叉学科研究。歷史研究所开展了歷史学与文学、文化、军事、政治、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综合研究。而社会史与经济史更是台湾史研究的特色与重点。法律研究所的研究涵盖了宪法与行政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多个领域,并围绕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对外关系等相关学科开展综合研究。两岸关系研究所运用社会互动理论、社会生态理论与文化政治理论开展综合研究。但以上涉及交叉学科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尝试,尚不成熟。

其次 广泛採用发放问卷、深度访谈等方法开展调查研究,依托区位优势,本院设立了两岸民意调查研究中心,并在台北、台中、高雄、金门设立驻点研究室,充分创造有利条件,以便于对台商、台生、台胞以及赴台就学的陆生进行深入调查。例如,王华和叶宏明利用研究院中心化电脑辅助电话调查设施,针对台湾岛内22个县市以及离岛澎湖、金门两县的居民住户,开展了有关两岸文化与政治认同情况、两岸经贸交流成效评价以及「五都」市长选举投票意向等方面的问卷调查。

张文生和叶宏明则运用两岸民意调查研究中心的资料,分析了民意调查在两岸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性与局限性。唐桦对台湾各县市民眾进行了电话调查,还对2016年来厦门参加两个大型两岸青年交流品牌活动的9名台湾青年(6名在校生、3名青年创业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王华和石正方对厦门多个台商投资密集区域的14家台资企业进行了深度访谈。张羽等对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成功大学、彰化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二十余所大学的学生发放问卷,围绕「两岸青年学生对歷史事件的看法」「两岸青年对当代社会文化的看法」等议题进行调查。张宝蓉和王贞威对「在大陆的台湾青年社会适应性」进行问卷调查。郭伟展和陈先才对台湾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和岛外地区13个县市23所高校的在校本科生进行「大学生社会政治心态」的问卷调查。

再次,厦大台研院一贯进行的几项特色研究,例如,政治研究所的民进党研究,该所1980年代就开始对「党外」进行研究,1985-1986年发表有关台湾党外杂志、党外运动的论文。陈孔立于1989年写成《民进党: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两岸间最早有关民进党的专着(当时未能出版),1990年发表《民进党与1989年选举:预测与解释》。此后台研院民进党研究着作主要有《民进党选举策略研究》、《民进党意识形态研究》、《民进党重返执政后的「台独」风险》等。

此外,台研院还进行了多项预测研究。1989年预测民进党将取得5-7席县市长 结果得到6席。1993年预测县市长选举,国民党赢得14席以上,民进党保住5席,结果是国民党13席、民进党6席。1996年岛内「大选」由刘国深负责预测,选后第二天,岛内「中央社」报导:「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对于四组『总统候选人』所做的得票率预测,与昨天揭晓的结果十分接近,准确程度甚至超过台湾某些民意调查机构,「具体而言,预测李登辉、连战得票率48%-55%(实为54%)、彭明敏、谢长廷得票率23%-25%(实为21.13%)、林洋港、郝柏村得票率15%-18%(实为14.9%)、陈履安、王清峰得票率8%-10%(实为9.98%)。有的媒体说是「预测精准」。

2004年「大选」选前一天,《国际先驱导报》发表台研院研究人员预测:「陈水扁仍有微弱胜出可能」。2008年「大选」由张敦财预测,公布的数字与实际数字只差0.16%。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在大选之前即预估,马萧胜选比率在百分之十六点七四,换算成蓝绿实际得票数差距约230万票左右,距实际数字极为接近。」

2012年「大选」的预测由张敦财承担,预测马英九的得票率可能高出蔡英文5.98%与实际结果误差只有0.01%,预测马英九将比蔡英文多出80万票,结果是79.8万票,预测「立委」选举国民党可获65席,结果是64席,同时,研究院还做过国民党走向、民进党走向、台湾省籍族群关系的发展、台湾当局对外政策的走向、对未来30年国家统一进程与模式等专案的预测。

应当指出,台研院的选举预测,一般採用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经验预测与科学预测相结合的方法,有时自行设计预测模型,有时需要逐个选区、逐个候选人进行计算,才能得出结果,从不採用「宏观预测」的方法,可以说,这些预测是「算」出来的,而不是「猜」出来的。

外媒报导:厦大台研院的民调中心是大陆首家涉台民调机构,从2006年成立起 每年至少有两次民调,民调访员是该院的研究生,在2008年预测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民调中心同时就「入联公投」和「返联公投」进行民调,而以民调为基础预测的资料与最后「公投」结果的事实相差不大,民调中心负责人张文生指出,开展民调主要是获得学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以民调样本为基础所作的分析报告,都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

值得强调的是,厦大学者在发掘和整理台湾史料方面也做出了不少贡献,歷史系林惠祥教授是我国最早研究台湾先住民的学者,早在1929年他就到台湾高山族聚居区搜集文物,至今本校人类博物馆仍然陈列着这些文物,2004年歷史系陈支平教授主编《台湾文献汇刊》100册、2014年主编《闽南涉台族谱汇编》100册,本院陈碧笙、李祖基教授等也对发掘整理台湾史料做了不少工作。

(四)本人在建构「台湾学」方面所做的工作

第一,提出建立「台湾学」的建议,2004年本人出版《台湾学导论》一书,向两岸学者提出共同建立「台湾学」的建议和初步构想意图是「作为『台湾学』的『雏型』提供研究台湾的学者们参考、讨论、补充、修正」,「希望现在能够开始从『台湾研究』向『台湾学』过渡」当时条件尚未成熟,但已有一些学者表示了支持的态度,时任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为本书写序指出:「要把台湾研究发展成『台湾学』,没有一点思想解放的勇气是不行的,然而,笔者认为,学术研究不应该有什么禁区,任何学术上的探索和创新精神,都应该得到热烈的掌声鼓励」。

大陆学者章念驰评论《台湾学导论》时指出:「这是他尽一生研究之功力,用他一颗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热爱之心,为两岸关系研究提供了第一部《导论》,将两岸关系做了一个完整的总结,把我国的对台研究推到一个新的水准,其筚路蓝缕之功将留存两岸关系史册」。香港学者陈子帛指出「创设一门全然不同于政策研究的专门学科确有必要」「这部《台湾学导论》为两岸的台湾研究奠定了再出发的基石,堪称传世之作」。

台湾学者邵宗海说他1993年访问大陆「陈(孔立)教授当时曾说『台湾研究是综合性的研究,需要各门学科的配合,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其他科学的理论都应当运用到台湾研究中来』,陈孔立教授在那个时候已经为现在的『台湾学』开创视野」。

台湾学者彭怀恩指出:《台湾学导论》可以说是兼顾了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人文主义的关怀,所以,此书的读者无论台湾人、大陆人或外国学者,应能很快地掌握错综复杂的台湾问题之头绪。

现在,经过多年来两岸学者的共同努力,建立「台湾学」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我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努力把「台湾学」的建立继续向前推进。

第二,试图提出一些研究模式

1988年在参与台湾学者有关清代台湾发展模式是「土着化」还是「内地化」的争议中,本人提出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双向化」发展模式,即一方面日益接近大陆社会,一方面日益扎根于台湾当地,直到日本占据台湾才打断了这个发展进程。

2002年提出台湾政治的「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模式,凡是当代台湾政治的歷史和现实都可以用这个模式做出解释,并且列举了新政党的诞生与旧政党的重组、国民党内部斗争的发展进程、民进党的发展进程,以及其他若干重要事件加以验证,同时提出如下预测:(1)台湾将出现两个立足于本土的政党对抗的局面;(2)外省籍「立委」将继续减少;(3)2003年底北高二市的市长选举,外省籍政治人物可能获得一席,以后不可能再由外省人担任了;(4)2004年是外省人争夺地区领导人的最后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前两项预测是对的,后两项预测是错误的,因为这个预测没有充分考虑到一些「可变因素」,例如,没有估计到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会迅速腐化,不到8年就失去民心,没有估计到国民党内没有人的威望超过外省籍的马英九,没有估计到有那么多本省人会投票给马英九,所以这个研究模式不能成立,宣告失败。

近年来研究两岸认同问题,提出一些研究路径和研究模式,例如,2012年提出「两岸认同过程的双管双向互动模式」「两岸认同过程的五个阶段」「台湾社会认同的『五要素说』」,这些模式都有待实践的检验。

第三,尝试从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本人在这个方面起步较晚,近年来运用政治学与社会心理学、社会认同论、建构主义理论、管理学等相关理论进行综合研究,比较全面、系统、细致地考察台湾民意与群体认同问题。

第四,参与具有厦大台研院特色的几项研究

在批判「台独」研究方面,早在1994年就主编了《史明台湾史论的虚构》一书,这是两岸第一部批判「台独史观」的着作。1997年组织台研所教师批判李登辉当局鼓吹「台独史观」的《认识台湾(歷史篇)》。1998年以后连续在台湾出版的《海峡评论》上发表《台湾歷史的「失忆」》《日据时期台湾歷史的几个问题》《台湾「去中国化」的文化动向》等文章。2005年发表《从「主权未定」到「主权独立」——台湾当局修改歷史教科书的政治目的》。

近年来连续发表批判「台独史观」的系列论文:《「台独史观」的建构与严重影响》(《台湾研究》2018年第5期)、《20世纪80年代「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歷史建构与学理批判》(《闽台关系研究》2020年第1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史教科书民族叙事的演变及其影响》(《 闽台关系研究》2020年第2期)、《21世纪以来台湾建构「台湾民族文化」的典型话语批判》(《台海研究》2020年第2期)、《21世纪以来台湾「民族歷史书写」中的「台湾民族主义」叙事》(《 台海研究》2020年第4期)、《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民族歷史书写」——以〈马关条约〉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为重点的研究》(《闽台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

在民进党研究领域早在1989年就写成《民进党: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当时未曾出版)。1990年发表《民进党与1989年选举:预测与解释》(《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1期)。此后发表《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角逐——评杨宪村着〈民进党执政〉》(《 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1期)、《民进党在「大选」过程中的「省籍动员」》(《现代台湾研究》2003年第5期)、《民进党新潮流系的政治影响力》(《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1期)等文。

在台湾民意研究领域,早期研究台湾民眾的复杂心态,发表了系列论文:《台湾歷史的集体记忆与民眾的复杂心态》(《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第3期)、《1945年以来的集体记忆与台湾民眾的复杂心态》(《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第4期)、《两岸隔绝的歷史记忆与台湾民眾的复杂心态》(《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近期集中研究台湾民意与群体认同,2013年出版《台湾民意与群体认同》之后,继续发表了《台湾民眾面对「中国大陆崛起」的复杂心态》(《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3期)、《台湾主体意识与两岸关系》(《中国评论》2014年12月号)。

(五)组织体系的建制

台湾研究交叉学科的建设,除了上述知识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外,还有赖于组织体系的有效建制,在这个方面,厦大学者也做了不少工作。

第一,建立了研究平台和交流平台,从台湾研究所到研究院、台湾研究中心再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并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还建立了厦门市台湾学会、高校涉台机构协同工作会,台研院与台湾多所高校建立交流关系,创设了两岸青年共同参与的「两岸学子论坛」等等,还经常组团出国交流,扩大厦大在两岸和国际的影响力。

第二,建立了传播平台,从1983年开始创办专门研究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的学术刊物《台湾研究集刊》,至今已经连续出版174期,发表了大量有水准有创见的论文,被列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在两岸乃至国际学术界有相当的影响。

第三,建立了研究团队,协创中心邀请海内外研究台湾与两岸关系的权威学者加盟,并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人文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院一些着名学者作为学科带头人,全校招收涉台研究生的(包括台湾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院、社会人类学院、人文学院和公共事务学院在内)约20位博士生导师、30位硕士生导师,以及其他教师和博士生、硕士生组成强大的学术梯队,增强了厦大研究团队的实力。

第四,培养了涉台研究人才,厦门大学涉台专业设置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歷史、文学、法律、教育等多个学科,从1982年开始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2013年起由学校批准设置台湾研究交叉学科,并于2015年启动研究生招生,截至2020年底,台湾研究院累计招收了600多名研究生,培养了135名博士、321名硕士,其中有50多名台湾学生(其他学院未计在内),为两岸融合发展与祖国统一大业培养了优质的服务人才,2020年起设置台湾研究交叉学科本科辅修专业,同年开始招收本科生。

第五,建立了涉台研究文献资讯中心,厦门大学图书馆和台湾研究院拥有大量涉台图书、期刊和电子资料库、特色资料库,为涉台研究的手段与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文献保障。

总之,厦门大学在建立台湾研究组织体系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无论在研究平台、传播平台、文献资讯中心的建设方面,还是在研究团队、人才培养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不仅为今后组织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也为知识理论体系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因为聚集了这么多涉台研究力量,才能够提出许多相关理论和研究模式,才能逐步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今后可以在组织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提升知识理论体系的建设,互相支撑、共同发展,作为专业智库,以优质的研究成果提供决策参考。

以上是厦大师生为台湾研究的学科化建设做出的一些贡献,在这个学科领域发出了「厦大声音」但是「台湾学」的建构仍然处于初始阶段,还存在许多问题 诸如,对主流学科知识未经过改造而移植到涉台研究中,对西方理论的运用未能体现出中国特色,未能从涉台研究中发掘出具有稳定性的规律、理论或实践模式,得到公认的知识还相当欠缺,台湾研究的评价体系并未掌握在学术界手中等等,要完成学科建设还需要大家继续努力。刘国深在为《台湾学导论》写序时指出:「无论如何,他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余下的处女地,应该由我们年轻一辈去开垦和经营」,我想用这句话与厦大师生共勉。

二、台湾研究交叉学科建设的几点启示

经过多年来两岸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为台湾研究学科化做出不少贡献,也给建立「台湾学」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

第一,要明确建立「台湾学」的目的,要以全球视野,从全球发展进程和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建构「台湾学」的学科体系,要明确是「中国的台湾」而不是「台湾的台湾」。

第二,要明确「台湾学」的区域研究性质,既要重视台湾与大陆的共性和密切关系,关注歷史性、长时段的研究,又要重视台湾地区的特性,台湾与大陆的差异性,关注当代性的、与台湾发展前景相关问题的研究要求同存异,而不要求同去异。

第三,要开展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吸取其他学科建设的经验和研究方法,建设和完善「台湾学」的学科体系。

第四,研究者个人都有可能为建立「台湾学」做出贡献,关键在于要在研究过程中有意识地关注探索建构理论或研究模式,自觉地尝试运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在与其他学者交流中发现自己不认同的理论和研究模式,从而提出自己的理论或研究模式,要敢于创新、勇于创新,可以在长期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创新,青年学者也可以「标新立异」,在前人未涉及的领域或问题中或针对权威学者,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和独到的理论或研究模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新学科的建设纷纷提上议事日程,但一个新学科的建成 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厦门大学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高等教育研究的构想,1978年创建了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是中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为研究物件的专门研究机构,经过潘懋元教授的团队几十年的建设,至今已经取得不少成绩。潘先生表示,他对目前高等教育学的建设比较满意,但又觉得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还不够充分,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还没有成熟,也有人认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高等教育学尚处于『建设中』」。

儘管如此,应当说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它说明「台湾学」的学科建设任重道远,需要经歷同行专家的共同努力,通过长期的讨论乃至争论,逐步取得一定的共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解决存在的诸多难题,逐步完成学科建设的任务。

在庆祝厦大百年校庆的今天,校党委书记张彦同志对厦大的台湾研究寄予厚望,他提出「充分利用学校的综合学科优势,紧密结合形势变化,开展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在中央和地方的对台工作中提出更多的厦大方案、发出更多的厦大声音」「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瞭解、相互信任作出更多努力,为祖国统一奠定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

本文依据这一精神,从学科建设角度提出回应: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研究已经走过几十年的歷程,经过两岸学术界的努力,在学科建设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厦门大学涉台研究领域的师生在建构相关理论和研究模式、研究途径,开展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探索适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对台湾民意和政治心理的深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

在组织体系建设方面同样也有所贡献,现在台湾研究学科化的条件渐趋成熟,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从两岸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从战略高度探寻台湾社会和两岸关系最好的发展前景和具体道路,以「台湾学」对台湾各方面的深度研究,为两岸融合、和平统一,以及统一之后的台湾治理和长治久安,提出有效适用的路线图,即「厦大方案」作为台湾研究专业智库的资政建言,提供决策参考,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復兴做出厦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经厦大台湾研究集刊授权,中时新闻网摘录精华刊出,标题与插题经中时新闻网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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