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沈葆桢确立台北行政地位──台北城的故事（一）

编按：从大清帝国末期的巖疆锁钥，到日据时期的殖民处女地，台北城见证时代的转换，文史工作者庄永明所着《台北老街（30周年畅销纪念新版）》收藏台北老街史蹟照片、珍贵史料，带读者重游旧台北，娓娓道来这座城市最美的故事。本书由时报出版，史话专栏今起节选刊登。

「温暖的阳光下，依然矗立着斑剥的古城门，她好像对我们告诉，刘公壮肃的功绩犹存，台北！台北，我们的台北。」

这首「台北市民歌」，多年前，台北市的莘莘学子都会唱，而且经常唱，那时候的台北市，战祸遗留的瓦砾才被清除不久，一切建设正逐渐开展中，所以它唱醒了大家对台北市的关怀与期许，更凝固了爱护台北市的心。

而今，台北市古城门，已被改建得面目全非；在大家的印象中、记忆里，歷史古蹟已经模糊、淡化，难怪「台北市民歌」会成绝响！但是斑剥的城门，永远是歷史不能抹除的印证。

今日视之，以古城门来代表台北市的标志，或不恰当；但是，知道台北市歷史的人，必然了解台北城对整个台北地区的发展，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城墙虽早已荡然无存，但从残存的几座城门（可惜只有一座北门是原型），我们可以约略得知当时台北府城的范畴。

台北城系于1882年（光绪8年），在当时艋舺（万华）、大稻埕间的荒僻之地，开始兴筑，大约费时3年始竣工。目前，虽然还有仅存4座城门：北门、南门、东门、小南门，但是除了北门还维持原貌外，其他已在1965年被改建成北方式的宫殿式楼阁了。

旧姿独存的北门，有着雍穆浑厚的气质，方圆相搭的窗户和城门，配合着燕尾屋脊的歇山式单檐屋顶，正是残存台北城的见证。

台北筑城之议，源于沈葆桢于光绪元年6月18日上谕的「台北拟建一府三县折」；沈葆桢是在台湾推行自强新政的第一人，他两度来台，第一次是日人犯台的「牡丹社事件」；第二次是狮头社番民之乱。他于琅平靖后，筑城设官，定名为恒春县。

1875年，他更以台北口岸四通，荒壤日辟，外防内治，政令难周，上奏「台北拟建一府三县折」，第二年（1876年），清廷批准：「于福建台北艋舺地方，添设知府一缺，名为台北府，仍隶于台湾兵备道，附府添设知县一缺，名为淡水县。其于竹堑地方，原设淡水厅同知即行裁汰，改设新竹知县一缺。并于噶玛兰旧治，添设宜兰知县一缺，即改噶玛兰厅通判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扎鸡笼地方。」

「唐山过台湾」，开发初期系以南部为中心，及至1870年代初，北部也已相当繁荣，沈葆桢为「固北路之长久计」的筹画，可说确立了台北的行政地位；台北奉旨允准设府后，并非一切建制即次第展开，而是颇有周折，府城应筑城垣，但是筑城是一件大工程，需要鉅大经费预算，这是上级机关─福建省府所筹措不出的，因此台北城的建设，因而延误。

沈葆桢等人保荐江苏海州知州林达泉出任台北府第一任知县，林达泉是广东大埔人，他奉旨试署台北知府后于1878年（光绪4年）3月，抵达「台北瘴厉地」（沈葆桢语），这位新官厘订「治台政策」，但因「后山番扰」，他「冒暑瘴治事，昼夜不少休」，竟在当年10月，卒于官署，在任仅7个月而已。因为当时的同知半年驻在竹堑（新竹衙门），半年驻艋舺公所（台北万华），而林达泉却在竹堑办公，并没有驻在台北。

当初，林达泉决定将「台北府治」建设在艋舺和大稻埕的平野上时，曾招致士绅群起反对，他不得不将驳议榜，告示于通衢上，以示决心：

「此地四山环抱，山川交匯，创建府治于此，实足收山川之灵秀，蔚为大观。……而沪尾、鸡笼二口，实为通商之海岸，与福建省相距不过三百余里，较之安平、旗后，尤有远近安危之异。十年后，日新月异，臬道亦将移节于此。时势所趋，圣赞君相，亦不能遏。」

林达泉将台北府城计画在「处女地」，我们可以想像，他的做法是：一来可以将艋舺与大稻埕两方为着府治所在地的争夺摆平；二来新社区的规画建设，没有包袱，比较可以从心所欲。

中国官吏大多抱着「三年官，二年满」的五日京兆心态，所以很少有人想在任期内，为着将来的建设，去厘订一套远程的蓝图；林达泉可是一位有高瞻远瞩的官员，他在台当官仅有200多天左右，而且到过台北可能没几天，但是对于城内的建设，他已描绘出了远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