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国共如何对待反对势力──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八）（龙城飞）

笔者继续讨论「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的相关话题。本次的主题从国民党内部事来看当年情况。

一、由蒋介石与雷震事看时代变化

笔者参考2017年由国立中正纪念堂出版之黄克武教授主编《1960年代的台湾》，以及2019年由国立中正纪念堂出版之薛化元教授着《雷震与1950年代台湾政治发展──转型正义的视角》，其中引用前国史馆长吕芳上教授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和国史馆研究人员张世瑛博士等主编《雷震案史料汇编：黄杰警总日记选辑》等资料，以了解当年发生雷震案的大致梗概。

民国49年（1960）8月27日，蒋中正总统于阳明山约见警备总司令黄杰，询问「田雨专案」（警备总部为搜证雷震与《自由中国》言论成立的专案）准备情形，并指出雷震「乃一极狡猾之徒」，一定要做最周密的部署，对于逮捕之后的监禁处所、主办之军法官都要预先准备。并指示4点方针：甲、以宽容与不得已的态度出之，非此不能保证反共基地得秩序安全，否则行将以此一线生机之国脉，被殉于假借民主自由的共产铺路者之手。乙、该半月刊（自由中国）雷某（震）所言行，完全如大陆36、7年时期的民主同盟口号、行动如出一辙。丙、三中全会决定联合反共救国的方针。丁、只要依赖合法的行动，中央绝不妨碍言论、结社自由。

8月31日蒋中正日记中，对于逮捕雷震以后，胡适与美国方面的反应应有准备：一、雷逆逮捕后，胡适如出而干涉，或其在公开反对政府，应有所准备：甲、置之不理；乙、间接警告其不宜返国。二、对美间接通知其逮捕雷原因。三、谈话公告应先译英文。之后，蒋中正亲自决定逮捕时间。

9月2日，蒋中正约见张群、黄杰、唐纵等人研商，要求唐纵和黄杰向副总统陈诚报告，并指示本案不必由行政院负责，行动后由秘书长唐纵（国民党秘书长，笔者注）分别告知李万居、高玉树，强调本次行动仅在处理自由中国之「旧案」，与反对党毫无关连，同时可请副总统陈诚向胡适说明。关于量刑，黄杰答称判刑最高可判有期徒刑15年或无期徒刑，最少可判7年。关于由何单位下令，张群认为由警备总部下令即可，蒋中正同意，指示警备执行后向行政院正式报告。

当日陈诚日记记载，唐纵、黄杰奉总统命，向其徵询逮捕雷震事，陈诚表示「极赞成，惟应考量至联合国大会开会讨论我国代表权问题后逮捕较宜。」9月4日，警备总部兵分多路，执行拘捕由军事检察官桑上校、书记官方上尉等会同管区员警、里长及邻长共同到场。雷震在木栅住处被拘捕，傅正、马之骕、刘子英皆同时间被捕。

之前，1958年10月、12日，警备总司令黄杰建议行政院处置雷震，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没有接受。之后，蒋中正逐渐接手与主导雷震事。关于蒋经国在雷震事件中的角色，依目前有关资料，并不清楚。

美国驻华大使庄莱德（Everett F. Drumright）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我完全肯定就是蒋总统下令逮捕他，可能蒋经国在获得他父亲的同意下相当积极。雷震的事件证实了我们的预测，蒋不会容忍强大且有组织的反对运动。蒋在逮捕雷震前，谨慎地考量了美国的反应，我相信假如美国介入的话，蒋已经有拒绝的准备。」

之后，国务院在雷震事件中保持了温和的回应。相对而言，1955年的孙立人事件，美国政府的反应则相当强烈，美方原本要协助台湾装备9个师的计画生变，驻美大使顾维钧说孙立人事件在美国政府中引起了「灾难性影响」。

由孙立人事件到雷震事件，可以看出蒋介石为了保障其权力的稳固以及进行反攻大陆的计画，决不会受到美国反对的影响。笔者认为当时美国需要与强烈反共的蒋介石政权同盟，不能因国民党内部的家务事而过度反应。但是我们无法判断孙立人以至雷震事件对于美国政府、国会以及媒体所产生影响的程度，这样的影响是微妙而深刻的，部分军方与中情局会默许这类极右政权的行为，但是某些人是非常不喜欢这类军事政权的作风。

我们注意194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党处理美国对待延安的共产党以及史迪威的方式，使得美国政府中有一部分越来越不喜欢蒋介石和国民党。当时看不出问题所在，但是抗日战争结束前后，蒋介石已经无法取得美国的完全信任，终至在苏联实质帮助中共，而美国只有少量支持国民党的情况下，国民党终于兵败如山倒。

来台后，蒋介石处理这类反对他个人与国民党的事情，相当决绝，一方面受到大陆失败的刺激，认为当时对所谓的民主人士过于纵容；一方面，不再过度在意美国的反应；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蒋介石的情绪控制不佳，对于与他不合的人物，容易反应过度。雷震与孙立人皆非罪大恶极之辈，且曾经对于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有过长期的付出与贡献，就是将功补过，亦应缓和处理。笔者认为蒋介石可能由于吴国桢的先例，当时蒋迫于美方的压力，放吴国桢去美，结果吴国桢在美国不断批评蒋介石，负面影响很大。如果蒋再放孙立人、雷震去美，不能想像在美国他们会说出什么话来。

事实上，笔者在了解雷震事件中，发现1955年毛泽东整肃胡风，和蒋介石整肃雷震，在思维和做法上皆有类似之处。且陈诚对于雷震事件的反应和刘少奇对于毛泽东激烈的言行的反应类似，就是基本不赞成，但是只有想办法缓和事件的严重性。在雷震事件中，蒋介石直接运用警备总司令黄杰罗织雷震罪名以及进行逮捕、判刑与监禁，另外由国民党秘书长唐纵向陈诚说明雷震的问题，也和毛泽东绕过周恩来，直接下令公安部长罗瑞卿同时间在全国各地逮捕胡风和胡风分子2100人的方式，相当相似。

双方不同的是，国民党还不至于不让民间媒体与立法院、监察院说话，毛泽东则完全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出现，反而由此以党中央的指示发动肃清一切隐藏的反革命运动，藉机大规模清洗异议分子。这也是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在本质上不同的地方。在9月4逮捕雷震前，蒋介石在8月27日日记中记载：「只要依赖合法的行动，中央绝不妨碍言论、结社自由。」这一点，蒋介石除了清除异议分子与反攻大陆，其他事情基本是遵守宪法的；毛泽东则以自己的看法与批示做为合法性的依据，完全不尊重宪法与法律的规定。二人在此大不相同，也影响了两个党的基本文化。

关于蒋介石和陈诚的关系，在中国以及国民党的歷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陈诚在台湾的事蹟由于他早逝以及蒋经国的兴起，至日后几乎默默无闻。在1960年前后，依笔者阅读到的着作，蒋介石和陈诚的关系相当不睦，二人经常大声争吵，多由宋美龄出来劝和。其中原委颇为复杂，笔者认为有远因近因，远因方面牵涉到国共内战指挥作战的问题，国民党军在输掉东北以后，各方「杀陈诚以谢国人」之声不绝于耳；近因为蒋介石对于是否将第三任总统职务交给陈诚一直犹豫不决。

从事后来看，蒋介石是恋栈其位的，尤其是蒋经国不可能继陈诚而担任大位，虽然蒋介石一再表示希望蒋经国辅助陈诚，之后由蒋经国继位，之间由宋美龄从中协调。但是陈诚的人事布局和蒋介石相当不同，甚有可能吴国桢、孙立人等皆获平反，到时候蒋经国一定会被边缘化。因此蒋经国绝对不可能同意蒋介石不连任，至于宋美龄的真实态度，笔者无法判断。

陈诚和胡适等人接近，反映当年的政治生态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部分情形。而《自由中国》反对蒋介石三连任，不论雷震、殷海光等人是否有意支持陈诚，客观效果就是如此，蒋介石打击雷震，就产生隔山震虎的效应，间接振动到陈诚的心理和周边的权力结构。加上《自由中国》反对青年救国团，直接碰触到蒋经国的势力范围，后来蒋经国打击殷海光，都有惩治《自由中国》原先人物以及残余影响力的意味。

二、由郝柏村《八年参谋总长日记》看民进党组党情形

★1986年9月29日，下午4时，总统召集俞国华（行政院长）、黄少谷（司法院长）、袁守谦（国策顾问）、倪文亚（立法院长）、马树礼（国民党秘书长）、沈昌焕（总统府秘书长）、汪道渊（国防部长）、李焕（教育部长）及余在总统府会客室座谈。

总统指示：今日地方小，人口少，国际处境困苦，吾人基本政治战略在求生存、求发展、求进步；求生存就有胜利希望。国内处境与在大陆时不同。外交不能再孤立。今后为达成反共復国目标，必须等待大局（大陆及世局）的变化，在大局变化前，吾人必须能生存下去。中共一定要变，因为共产主义必败，三民主义必成。任何外来力量都可被消灭，只要党内组织健全团结，则什么都不怕。

昨日偏激分子宣布组党为长期斗争中一个现象，开放组党的政策正由中央研究，未决定前仍照现政策，不可因一事而变更政策。现对民主进步党採不承认政策，并照行政院说过的依法处理。但中央党部应加速研讨政治革新议题，主动拟定时程，让党员及民眾知道党的政策与方向。★

以上蒋经国先生的话，很有深意，笔者尝试予以解析：

第一，经国先生健康状态不好，眾所周知，在总统府召见国家重要干部，而不是在其七海寓所，笔者认为是为了宣布准备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不论对中华民国，对国民党，对台湾，对反对党，以及对中国大陆，甚至世界局势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笔者第一次听经国先生讲「今日地方小，人口少，国际处境困苦」。当时民国74年（1986）9月29日，过两天10月1日，中共在大陆建政与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37年。这37年间，变化极大，中共虽占有大陆，解放后走了大弯路，错误政策造成人民大量死亡与民穷财匮。国民党据有台湾一隅，励精图治，相对非常富裕。1980年代，台湾以相对大陆3%的地方，4%的人口比例，创造了大陆40%的国民生产毛额，确有惊人的成绩。然而，中共在国际关系上却代表了中国，中华民国在许多国际活动上要避开中共咄咄逼人的反对。

文革后，中共积极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只要有好的环境，就会自行发展出来。而台湾社会内部占多数的本省同胞，由于对岸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水平，以及不耐国民党长期的威权政治，一方面缺乏意愿和大陆合一，一方面亟欲参与政治，甚至逐步执政，把国民党赶下台。

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在经国先生的身体状况日益衰弱的情况下，国民党以至中华民国的未来，是堪虑的。问题在于当时不论国民党员，还是一般百姓，根本不认识自己的危机在哪里，反而歌舞升平，认为台湾可以永远如此这般地维持下去。因此，经国先生讲这些居安思危的话，笔者认为不会有人真正当一回事。

第三，经国先生说：「吾人基本政治战略在求生存、求发展、求进步；求生存就有胜利希望。」那么如何求生存？是谁在求生存？国民党一直习惯性地忽略多数台湾本地人的需求与恐惧感。从彭明敏到施明德等，都认为中共迟早会攻台，台湾不可能有效防守，他们只能依靠美国求生存。事实上，外省籍中的雷震、傅正等亦持相同的看法。这个问题，在蒋经国过世以后，越来越明显，至今成为两岸与台湾面临的难局。

第四，经国先生说：「今后为达成反共復国目标，必须等待大局（大陆及世局）的变化，在大局变化前，吾人必须能生存下去。中共一定要变，因为共产主义必败，三民主义必成。」这是苦撑待变，在原则上有正确之处，但是经国先生可能想不到，国民党会有一日沦为在野党，而变成民进党来苦撑，而得美国的支持。结果至2021年中共之变，不是共产主义失败，是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强，而中共党的体制基本不变。

这样的两岸与世局变化超乎想像，我们不能责之于经国先生，马英九等人年轻时期呼吁的革新保台，亦是苦撑待变。中共之变，必须是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的变革，中华民国的存续，在这件事上是有意义的，至于是否三民主义必成，那不是首要的事。

第五，对于党外的组党，经国先生的反应不是要镇压，而是由党中央研究开放组党的政策，这是令人意外的发展。在政策拟定以前，对于民主进步党暂採不承认政策，而由行政院依法处理。由于经国先生的指示，党外的组党被合理化地对待，随后的两个星期中的变化非常重要。

经国先生说「中央党部应加速研讨政治革新议题，主动拟定时程，让党员及民眾知道党的政策与方向」，说明当时国民党的思想与政策与民间及世界发展脱节，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国民党要做什么？而什么是「政治革新议题」，后来证明包括开放党禁、解严、以及开放大陆探亲等重大突破，具有时代意义。但是，笔者认为国民党过于被动，如果没有党外的不断衝击，国民党缺乏主动改革的动机与动力，慢慢地台湾社会不需要国民党的存在，现在的国民党已经出现这样的危机。

初步的小结

如果笔者说《自由中国》反对蒋氏父子继续掌握国民党的权力，从而希望中华民国在台湾走上自由民主的体制，而不是反攻大陆。这样的论述是否有一定的道理？还需向各界先进请教！

由于《自由中国》与「泛自由中国派」的惨败，台湾政治与社会中大陆人结合台湾人士反对蒋氏父子的力量基本瓦解。1960年秋雷震事件以后，蒋氏父子逐步清洗旧势力，到陈诚1964年过世，蒋氏父子开始完全地掌握了国民党控制的党政军特的组织与发展。由此，台湾民主化的力量只有依赖具有本土基础的台湾省菁英与海外台湾独立人士的结合，其中有美国直接的支持与日本间接的支持，形成日后组党成功的民主进步党的性质偏向本土与台湾独立的性质，并且具有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因素，以至于在台湾社会中产生了蓝绿族群的对立。

郝柏村在其2019年出版的《郝柏村回忆录》，第536-538页，〈中华民国与臺湾人民〉一章中说：「民主政治必须是法治政治，法院应为人民信赖的最后底线。法界的问题在哪里？诸如法官有政治立场，将政治问题法律化。」郝柏村的说法可能主要是批评民进党执政的情形，但是政党介入司法，并不是民进党的专利，国民党、共产党皆是如此。

笔者藉本专栏书写，稍微了解雷震事件，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对于雷震应该如何判刑，由蒋中正总统开会讨论与决定，不只「法官有政治立场，政治问题法律化」，而且「法律问题政治化」。后来党外以至于民进党有样学样，郝柏村理直气壮地要求法律要有公信力，可能不容易得到民进党甚至共产党的呼应？中国大陆在文革以后，由于干部与人民备受解放后无法无天的痛苦，要求法治之声时时、处处可闻，然而中共以党治国，党大国大？这个问题长期不能解决。

近年来大陆不再提「法治」，而是「法制」，多年来笔者不甚明白法治与法制的区别，在英文有 rule of law 与rule by law，但是中共避开法治议题，应该是一个事实。因为一旦法治──以法治国，共产党也需服从宪法与法律，那么共产党的指示、命令、文件，决议、政策都需合于宪法与法律才能执行，至少对于现在的共产党来说是做不到的，尤其是缺乏独立的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

近年来，回顾与思考党外、民进党与台湾民主政治之间关系的，多为绿营或本土倾向的学者，蓝营与倾向中华民国方面立场的学者则相对少了许多，中国大陆方面，由于对民进党持完全否定立场，难有比较客观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民主运动人士，对于台湾本土发展出来的民主政治一般持比较正面的态度，认为可以参考其经验与得失。这当然牵涉到族群与认同以及价值观的问题，笔者不能以自己的观念对于不同政治认同与族群立场而产生不同观点的现象予以批评，但是寄望未来大家可以尝试自由平等地对话。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歷史学博士）

【未完待续，龙城飞专栏每周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