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当科技被注入了政治（徐作圣）

在政府的主导下，台湾重点理工大学台、清、交、成相继成立了「半导体产业学院」，宣示政府正式介入科技发展及产业。而科技部也将在明年改回「国家科技委员会」，在缺乏科技专业、法匠治国的中央政府及教育部，内卷式的政策格外显得讽刺！

官学合作始于美国，美国科技名人堂成员Vannevar Bush在1945年给小罗斯福总统（FDR）的建议书，后来在1960年左右出书成册《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 "Science - The Endless Frontier" 成为了官学合作的经典。在小罗斯福总统时代，基础科技研发尚未普及，多数项目被大型企业所垄断，如Du Pond、GE、RCA等，学界、业界的创新能量多被压抑，故政府挹助基础科技研发是施政重点。而这些故事也被收录在1994年书中：《科技获利》" Profits of science"。在小罗斯福总统任内，总统科技顾问Vannevar Bush是科学家，他坚信科学非万能，必须由政府策略性导引、辅导基础科技的研究方向，是典型实用主义派Pragmatism支持者。他的后继者为律师Harley Kilgore，反而相信科技万能可以解决任何事，企业及社会有足够能力判断科技研发的方向，乃典型乐观主义派Optimism，与Vannevar Bush的理念风格差异甚大。

政府以政治力直接介入「特定科技」领域发展从来都是个争议性很高的议题，除了个别科技领域的选择及其适用性外，策略、领导力、执行力的贯彻都是必须关注的议题。学术与实务的分野是个永远说不清但值得讨论的议题，其中比较特别的是：文法科者乐观主义者眾，而理工科者多为实用主义支持者。而理工科及文法科的分野及思维方法的差异，在此「泾渭分明」！而跨领域认知也在不同主观认证下，变得「遥不可及」且困难了。

另外一个必须厘清的议题是「特定科技领域」的选择。对于成熟科技，如牛顿力学及工程应用，成熟的技术让厂商有更多的选择，故政府的功能在于公共服务及社会公义法令规范，而学界则着力于基础研发与人才培训；对于技术认知有相当程度落差或有争议的新兴科技，如临床医学、材料科学、量子科技等，政府可提供财务支援、产业资讯、研发协助、人才培训等功能，而学界的研发及财务补助也是政府协助的焦点；再有一种跨领域系统整合及精工制造，如半导体制程设备、医疗器材、客制化系统开发等，业者靠员工学习取得经验，或政府的功能是比较长期且间接的基础人才培训或市场规范等，而学界偏重于基础科技的研发，政府/学界都比较难以直接介入产业的发展。

半导体科技与产业是个极为庞大的结构，包括跨领域的基础物理及材料、制程装置与封测技术、周边支援产品技术、特殊产品整合与应用等，绝非单一团队或大学所能全面涵盖，故特定技术策略选项及领导力必须由熟悉科技专业领军，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先生及Intel总裁Pat Gelsinger都曾提出相同的看法，而政府的介入也应有相同的考量。

理论上，政府的教育政策应以国家长远发展策略来布局，以全面人才培育及深耕前瞻科技为目标，前者属于教育部的业务范围，而后者则由科技部负责执行，政府选择性的优先、独厚某一特定领域，除了有策略性的考量外，政治操作就是其主要原因了。但以半导体技术发展超过70年的角度来看，除非是长期布局的全球顶尖的技术领域，政府跟大学能够着力的空间实在有限！

这回政府假教育部之手搞半导体产业创新，其策略目标并不明确，是服务半导体产业？提升大学研发能量？还是人才培育？是实用主义派？还是乐观主义派？姑且不论教育部专业科技领导力、官僚体系，行事作风是否合宜，短线操作的「半导体产业学院」看来又是一个内卷大内宣的「政治动作」，除了宣扬政府在「护国神山」的丰功伟绩外，并表态政府维护半导体科技的决心，但为何没有执行细节规划且策略目标不明？

半导体科技幅员广大，任何机构都很难鉅细靡遗完全掌握。「半导体产业学院」政策，若任由学者「盍各言尔志」自由发挥，政府现有机制己足以涵盖；若由政府强力主导，不但影响了学术自由的基础，教育部强势官僚作风、大学半导体科技的综合深度、广度、整体团队领导力是否能胜任如此庞大的国家级任务？以教育部部长及其他教育首长专业部门部署来看，「半导体产业学院」的策划与管理远非目前教育部的编制所能达成，而选择性的投入大量资源于特定科技所衍生排挤效应更不容忽视，其预期成果可直接与扁政府当年的大力推动却夭折的「硅岛计画」遥相呼应！

科技创新必须深掘、扎根，绝非人多好办事。号称多元化的台湾，每个人都可以针对科技、政治互动加以评论，但更重要的仍然是专业判断及特别领域经验。蔡政府的财经、科技团队几乎都是法律、文科专业领军，在毫无科技专业条件的情况下对大学下指导棋，「瞎子打灯笼：假专家给人引路」的比喻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作者为阳明交通大学科技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

※以上言论不代表旺中媒体集团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