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报社评》清零防疫才是尊重人权

香港疫情升温引发华人社会对清零政策的议论，有的认为疫情失控证明清零错误，应该「与病毒共存」；有的认为清零没错，是香港落实清零政策不力，若如大陆般滴水不漏，就不会失控。也有些存偏见或恶意者，认为严厉的清零政策侵犯人民自由权利，罔顾隐私权，付出太大成本，香港应採取西方国家尊重人权的与病毒共存政策。

防疫非制度优劣斗争

深入探察可发现，有关疫情防控政策的主张，与其政治倾向雷同，倡言共存者多为强调自由价值者，主张清零者则重视国家治理能力。事实上，共存论者的理据多非源自公共卫生的专业见解，而是基于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认同，不追究共存政策是否轻忽生命价值，不思考政府是否应善尽保护人民安全的职责，就肯定共存政策优于清零政策。他们不去具体比较防疫的实践绩效，就轻率认定清零是中国特有的严酷政策，是威权主义的体现，是侵犯人权与隐私的恶政，人民必须反对，政府必须扬弃。

防疫绩效当然跟政府体制及社会民情有关，但关键仍然繫于政策的选择，究竟是严管严控的坚决清零政策，还是宽松自由的共存政策。新冠病毒大流行前两年的确诊与死亡人数显示，清零政策远优于共存政策，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纽西兰是其中佼佼者，但去年底变异的Omicron成为主要病毒之后，其传播力虽强，但重症患和死亡率都低，所以越来越多国家陆续撤除防疫措施。于是乎，清零政策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批评，大陆的防疫政策备受质疑与责难，甚至成为威权体制恶质表现的攻讦口实。

香港疫情爆发之后，特区政府收紧防控措施，大陆也紧急援助，意味将坚定执行清零政策。在这个决策之下，当务之急是把确诊数减下来，让疫情受控，解除医疗体系与医疗、安置、隔离处所不敷使用的窘境，减少死亡人数，恢復正常生活。

依香港现状，清零决非易事，甚至已成可望不可及目标，但以动态清零理念与做法，及早发现、及早隔离、适切治疗、断绝传播链，让生活恢復常态，已被更多港人视为负责任政府所应为。香港需要的是增强检测能量、隔离处所、医疗能量、强化公卫措施减缓病毒传播，为医疗系统争取更多应变时间，避免医疗资源的挤兑和无助病患的伤亡。任何歌颂西方国家松绑与谴责中式严厉抗毒的论述都无济于事。

民主与清零可以共存

香港确诊病例暴增，已超过医疗与公卫体系所能负荷，需赖北京支援下加大检测力度，建立方舱医院，甚至转运重症病人到大陆医治。当然，比起大陆，香港缺乏足够的组织、动员及控制能力，更缺乏一个拥有权限与执行力的强势政府，无法进行严密的封闭管理。这是政治与社会体制使然，或许正如建制派人士所说，「香港的做法不伦不类、半桶水、漏洞百出，酿成这次大爆发」。无论如何，面对迫切的危机，加紧防疫降低确诊与死亡人数才是正确选择，哪有跟随西方国家放松放任的道理？

尤其不能苟同的是，有些共存论者将争议视为制度优劣比较的一个斗争，认定其为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优于威权体制的范式。其实，两种政策取向并非绝对的差别，西方目前採取共存政策是将重点放在鼓励接种疫苗，不再採取积极的疫调、隔离及其他限制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不再以限制人民自由的管制措施截断病毒扩散。大陆厉行清零但开始视疫情状况动态放松管制，属于动态清零的作法，台湾也属于动态清零，但放松管制的速度较快。

目前仍採行清零的主要国家与地区，从大陆到香港、澳门，不是威权政体就是半自治体，只有台湾是民选政府，可见採行清零还是共存政策，与政体属性无关，纯属政策的选择，只是执行绩效有别。台湾疫情可控，若能坚持到底，可为民主抗疫创造一个成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