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台湾争学国语的狂潮──未酬邦国中兴之18（朱伟岳）

台湾在经歷51年日本统治后，日语及日文的使用已非常普及，当时台湾的普遍现象是，30岁以上的知识份子，能懂汉文并会写的人数，百人之中可以仅有1或2位，30岁以下就更少了。到20岁以下的，往往连河洛话都说不完全，还不如说日本话来得流利。这是日本人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亦必亡其语的成绩吧！

当民34年（1945）8月日本战败消息传到台湾，其时台湾的「国语」是日本话，国语一夕之间要由日本话转变为北京话（当时国民政府的国语），这对台湾百姓们生活上的衝击绝不会太小。但台湾同胞在对祖国的憧憬下，民眾想尽办法要学北京话并不离奇。

据当年报章的形容，如《民报》说：战后初期的兴奋、高兴情绪，非笔墨所能形容；大家自动自发的不再使用日文，禁讲日语，并废寝忘食的认真学习国文，因此进步得特别快速。《新生报》形容，在政府指派的接收人员尚未抵台的这一段时间，城市里已瀰漫着学习国语的热潮。当时中央社特派员叶明勋说，初到台湾时；街头巷尾到处挂满了补习国语的招牌，热情地诘屈聱牙学说国语。《公论报》则说台湾光復之初，600万同胞争学国语的狂潮，简直比「抢购」、「挤兑」还热烈；有关国语的书，只要出来就有人买，并且绝对能畅销；教国语的人，只要你敢教就有人跟你学，并且绝对受欢迎。

这种热烈的情绪，到抗战胜利之后一年即民35年（1946）时仍普遍存在，不仅公教人员、学生如此，商店里的店员，工厂的工人，以及仆役下女们，都在学国语。加之《国语日报》出版了，陪育国语师资的国语实验小学成立了，难怪我民38年（1949）8月抵达台湾时，台湾的光復才不过4年光景，会惊奇于国语竟可台湾全境通行，了无语言上的障碍。较之其时由梅州到汕头，要说潮州话（也是河洛话，但很多音调和闽南腔不同），到广州或香港要说广东话，真不是一个水准呢。

我民77年（1988）回到大陆探亲及旅游，大陆的广袤与开放，曾走遍不少省分，我觉得台湾国语（普通话）推行的普及度及发音的标准度，或可称两岸三地的第一名；那被骂无能到不行的国民政府，应该给一个讚吧！

我到台湾时，完全不会说国语，仅会四县腔的客家话。我后来在台中市立一中上高一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逐渐学会听和说国语。以后我进入海军军官学校，曾发奋图强一下，参加全校的国语演讲比赛和国语辩论比赛，想不到，都得了冠军，算是对得起光復时台湾先进老乡们的国语学习狂潮吧。

慢车走了约4个小时，我们到了台中。其时，先父朱浩怀已辞去台中市政府工作，改任在台北市的台湾省政府社会处秘书。都是秘书，为什么要换单位工作？唯一的原因是，台中市政府分配不到眷舍，而省社会处可分配到一小间约8坪大的房间，浩公乃选择在省政府社会处。

我们到达台中以后，浩公已洽妥一位锺姓警官，锺先生早几年就从蕉岭县转到台中参与接收警局工作，分配到一户警官眷舍。而这位锺姓警官，浩公在蕉岭县任职时，就是县警局的一员；他乡遇故知，我们到台中，就安排在锺警官眷舍中落脚，在他的眷舍中打尖了两个礼拜。

锺警官的眷舍，是标准的日式房子，有玄关，室内是塌塌米，房间内都有拉门式的大壁橱，顺利装下我们7大件行李；屋前还有个不小的院子，花木扶疏。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日式房子，晚上就躺在塌塌米上睡觉。唯一不方便是入门要脱鞋，后来慢慢随俗，习惯了，也觉得室内更清洁些。

其时的台中市，也有不少撤退来台工作人员的子弟要升学，那时只有初中部的台中市立一中校长徐瑛，也是浩公掌蕉岭县政时做过蕉岭中学校长的乡亲，亦已渡海来台重操旧业，做了台中市立一中校长。浩公等乃建议在台中市立一中内增设高中部，经洽妥市府后，立即招生开办。我正好要上高中，乃报名参加，据闻英文及数学都零分，亦蒙录取。

市立一中高一仅有一班，约有40多位同学，大多为逃难到台的外省籍学生，本省籍者倒是极少数。我不会说国语，只能竖起耳朵听外省同学交谈中慢慢揣摩学习，大约到学期结束前，对国语已逐步能心领神会起来。这半年给我最大的帮助是，除学会国语外，三角和几何都是从头开始，我也认真听讲学习，奠定了一些数理的基础；英文也渐渐入门了。

那时我班上有一位同学叫陈祖烈，他是陈果夫（名祖焘）、陈立夫（名祖燕）的幼弟，学业倒平平，但比我高，体育课时的篮球，但看他一人表演。他后来成为篮球国手，他参加的中华民国国家篮球队，曾得到民国48年（1959）世界篮球锦标赛第4的成绩，好像是至今为止的最高名次。是年参赛者有13个篮球强国如美国、苏联、巴西、加拿大、菲律宾等，参赛球员皆为各国的篮球高手，但陈祖烈却是那年世界篮球锦标赛所有球员中，以每场平均进球20.1分而位居第一名的球员；陈家的昆仲们，可非一般！

（作者为前中科院第二所资深研究员）

【未完待续，朱伟岳专栏每周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