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思潮》谁关心司法？——从强尼安珀大审到国民法官（廖元豪）

美国「强尼戴普 vs. 安珀赫德」精彩的直播审判大秀，延续了六个星期。根据统计，直播吸引了超过八千万观眾，而且在陪审团公布评决的那时就有三百五十万以上的人盯着看。如果加上许多「非同步」关注审判过程和结果的人，说全球有上亿人都在看这场审判，一点儿也不为过。

本案的原告被告是名人，又是婚姻、家暴、诽谤等议题混在一起，吸睛自不待言。但名人吵架是一回事，这么多人可以盯着法庭审理过程，毫不枯燥。许多评论者即使不是法律专家，也能够写文章作短片分析得头头是道。这就不是台湾的法律人士能够想像的了。

说实在，这场审判本身就是最好的「司法教育」：控诉人家诽谤、家暴，在法庭上都要拿出证据来（证物、证人），而且每个证人的证词都可以被对造律师直接检验。看似有理的专家之言，可能不久之后就被打脸。令人心动的片面之词，在严厉的交互询问后就让人们觉得漏洞百出。而且法庭上所有证人与律师的陈述，大部分「认真看」的观眾都听得懂，所以可帮无暇观看的吃瓜群眾做成各种懒人包与介绍，让更多人知道法庭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的审判当然有一些缺点。尤其强尼与安珀的粉丝选边站，把法庭审判变成名人殊死战，连律师都可以被加上「圣光」、「淘宝找的」之评语。然而，这个审判值得注意的是：法庭上人人「说人话」（而不是想像中天书、咒语般难懂的法律用语）；连法官对陪审团的法律指示（instruction），都层次分明，使「国民观眾」大致可以理解本案的胜败关键。就算不是强尼、安珀这等层次的名人，相信法庭的对话交锋仍然还是相对「好懂」的。如果同样的案件在台湾的民事法庭审理，看看有几个人愿意连续盯着看一天？

这次的大审直播，会大大增进（全世界）人民对美国司法的「可亲感」。不管最后判给谁赢，观眾们「了解」法院判决的基础、想法。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与社交媒体上不管怎么选边站，在宣判前都承认本案的结果不是很容易预料。虽然强尼戴普及其法律团队在诉讼中的支持度与网路声量，远远超过安珀赫德（依5月23日在抖音的统计，#IStandWithAmberHeard的观看人数是八百二十万， #JusticeForJohnnyDepp则是一百五十亿！），然而即使是支持强尼戴普的粉丝群眾以及网红，也多半理解，在美国言论自由的高标准下，就算安珀赫德也是家暴者，就算安珀指控的许多事都有错误，强尼戴普还是不容易「赢」。为什么？因为从法官到律师，以及各方专家加上网路搜寻出来的资料，都告诉他们，这个案子必须要证明安珀有「真实恶意」（actual malice）而散布不实资讯，方能判给强尼戴普。当这样的「法律资讯」明白清楚的时候，群眾们心理已经有个底了。

刚好在5月27日，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举办了一场论坛，探究法律沟通与国民法官的议题。虽然时间很短又只能在线上对话，却也能了解，在现行制度下，我们的司法就是不可能像美国这么「亲民」！我们的法庭辩论其实通常不被法官与律师那么看重，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官要看的是书状，现场的言词辩论顶多是澄清一些书状上说不清楚的问题而已。所以绝对不会像美国那样，在审判庭上把每个证据具体轮流呈现出来，还要讲给人懂（而不是一堆专业术语而已）。

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法律体制（或说，所谓大陆法系）原本就没有预设要让「社会大眾」参与司法程序。传统的法学，乃是源自圣经教义学的「释义学」（dogmatics），目的在于限制有权裁判的法官，必须机械性地适用法律条文。它的前提是绑住法官、限制司法，因此从来没有期待法官以及司法裁决之结果，要和社会对话。加上我国的现代法律体制，是在民国初年继受外国法，在用语上是传统与当代中文读者都不容易体会的。想想看，一群都只在内部对话的菁英，使用着专业人员才懂的逻辑和语言，要怎样让「观眾」觉得亲近、理解、易懂？而且，律师法官们还很容易扣公眾一个「民粹」的帽子。其实也许只是规避自己表达能力之不足，论证跳跃之粗率？

在这个体制下，别说一般「庶民」看不懂法庭审判，就算非法律圈的「高阶」知识份子也觉得法律（司法）高深莫测。举例来说，许多政治系教授可能看不懂大法官的解释，公行系学者读不懂行政法院的判决，专家讲的东西偏偏法官又听不懂。这就让司法与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疏离。在台湾这个人民声音高涨之地，贵如总统、行政院院长、立法委员也都要努力说服人民；有着断生死权力的法院，却永远写着说着天书语言，难怪人民对司法不爽了。

即将上路的「国民法官」，也把「增进国民对于司法之瞭解及信赖」当成立法目的，但它真的能有成效吗？在我看来，恐怕不太乐观。一方面国民法官的范围极为局限，仅限于人民很少接触的「重大刑案」；另一方面，素人身分的国民法官在天书咒语环绕着的司法环境中，很容易被法官主导—依据国民法官法第六条，法官甚至可以因她/他认为行国民参审「显不适当」，就裁定停止国民参审，改採全由专业法官审理。这样的体制下，主导者仍为法官，国民法官「不听话」就有可能换回专业法官审理。这哪里能真正听取「外界」声音呢？

而且，国民法官顶多是让几位「素人」参与审判。但司法真正的问题，是没有与大「社会」对话。美国的庭审律师，会努力把复杂的法律问题讲给素人陪审员听。即使是专职法官审理的案子，或是上诉法院专门处理法律原则的法律审，法官在撰写判决书时也都会把「社会大眾」当成「读者」。台湾要把诉讼制度与法律文化改成美国那样的体制，是挟泰山以超北海，绝无可能之事（而且也未必是好事）。但弄个「小脚放大」，意思一下的国民法官，恐怕也收效甚微，两面不讨好。或许从法律语言开始，先把心目中的「对话对象」包含社会公眾，才能使文字、叙述、论证渐渐变得更白话更符合逻辑。然后培养更多有素质有文笔的「法普作家/记者」，把那些受大眾瞩目的案件，像是强尼戴普这个案子一样说给社会听—您也许会觉得现在某些「法普」文章有偏见又不专业，那就该有更多的法普平台来竞争。这可能是比较实用的「改革」方法。（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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