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问题往往是研究国际衝突的重点,因为内战往往会引发对外战争,越战、韩战、阿富汗战争就是过往例子,而这次的俄乌衝突也是明显由内战而引发对外战争的例子。

自二月开始,俄罗斯通过陆、海、空对拥有4400万人口的乌克兰发动了攻击,儘管俄罗斯总统普丁拒絶用「入侵」或「战争」这样的词汇,而是称之为「特别军事行动」,但若以国际衝突的角度来看,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已不只是衝突、而是战争了,因为战争在歷史上有很明确的定义。

普丁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理性抉择

在定义上,战争(War)是指在国家、政治实体、族群或是像雇佣兵、民兵等准军事组织之间所发生的密集性、有组织性的武装衝突(armed conflict),交战方也包括有正规军队与非正规军在内,以极度的暴力、武力、侵略为手段,通过对称与不对称作战、常规与非常规战争造成破坏与死伤。同时,国际红十字会也将武装衝突区分为国际型武装衝突跟非国际型武装衝突。

只要有两个或两国以上的国家诉诸于武力解决其衝突与纷争,即为国际型武装衝突;而非国际型武装衝突则指当同一国或同一政治实体内的政府军和一个或多个境内军队发生长期衝突,或者在一国或政治实体境内的两个或多个军队在其境内发生衝突时,一般又称之为内战,衝突的目的可能是争夺国家或是政治实体的控制权,或是其中一方想要寻求独立,如同卢甘斯克与顿内茨克。

因此,不论在「大俄罗斯」的思维下,普丁是否视乌克兰为另一个国家,这场以保护乌东地区俄裔族群与亲俄人民为名的「特别军事行动」实应称之为「俄乌战争」无疑;更何况,乌克兰作为受国际普遍公认的欧洲民主国家,战争中的「国」与「国」性质非常明确、主权及边界的划分也没什么争议,卢甘斯克与顿内茨克在俄罗斯发动这场「特别军事行动」前还是属于乌克兰境内领土。

一个领导人在决定发动战争的时候会衡量自身的因素,不理性地发动战争的情况非常少,基本上决策者在发动战争时是相对理性,可以说,普丁在发动这场战争以前就已经做好了理性角度的决策、或者战争的理性层面居多,而不是单纯的个人意愿、也非不理性的决策。

在国与国的战争中,由于触发战争的往往是政治领导人而非军人,因此战争往往与政治紧密关联,被视为政治和外交的极端手段,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便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通过多次大规模对决使敌人失去抵抗的力量,迫使一方服从于另一方的意志,而这个意志通常是指政治意图。

普丁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政治意图

普丁从2014年的克里米亚问题,再到2015年的明斯克协议,他花了很多心力在这些问题上,因此,普丁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早已知道,进攻乌克兰本土和进取克里米亚地区是不同的事,对于西方势力和乌克兰做的长期抵抗会比克里米亚来得更多应已有所预估。

普丁既然有此预估,自然就会去权衡与计算战争中的作战环境、国家武力在战争中的角色、以及部队需使用的武器等方面,足以影响战争的话,才会冒着破坏欧洲地区和平的大不讳而发动战争。因为战争必然包括一定程度的对抗,而且需藉由军队使用武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与装备,配合军事战术、军事战略以及后勤来达到其政治意图。

普丁发动这场战争的政治意图,在于今日西方倾向、靠拢北约组织与欧盟的乌克兰,还有在「去俄罗斯化」下,乌克兰内部包含政府军或亚速营对抗卢甘斯克、顿内茨克的内战问题,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持续的威胁,让俄罗斯无法感到安全、发展和存在,已损及俄罗斯在这些方面的长久利益。

所以普丁以乌克兰境内的亚速营衝突性、乌克兰纳粹化等举动对卢甘斯克、顿内茨克地区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保护当地俄裔族群与亲俄人民为理由发动这场战争,从而彻底打消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的希望,并促使乌克兰成为中立国与非军事化,进而以公投达到卢甘斯克和顿内茨克两地独立共和国的地位,但俄军却未能如期攻占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因此,在战争持续了一个多月后,普丁便把目标转向了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在以「解放顿巴斯」为号召下,固守与扩张乌东地区势力范围、同时进取乌南地区与黑海沿岸为目标,因为就如同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执行主席科尔图诺夫(А. В. Кортунов)所说的「普丁需要一场胜利」,因为普丁至少需要一些可以在国内向选民展示胜利的成果。

事实上,普丁可能仍然没有放弃把乌克兰重新拉回俄罗斯势力范围并远离亲西方立场的目标。因为对于普丁来说,乌克兰只保持中立是永远不够的,从长远来看,普丁最终想要的应该是希望分裂乌克兰、吞併乌克兰的一些地区,终结与改变乌克兰的「现状」,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作者为国立联合大学助理教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国战会专稿,本文授权与洞传媒国战会论坛、中时新闻网言论频道同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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