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228行动失败 掩护战友──李登辉的共党同志之2（徐宗懋）

问：李登辉在「228事件」中保护你？

答：是的，那是我躲藏的第三站，我在成子寮躲了一个多星期后，李苍降来找我，说李登辉说我没地方躲，他家在三芝乡，可以躲在那里。于是，约好以后，李登辉就到淡水的长途汽车站带我去他家躲。

他家是砖瓦盖的，里头有一个木头做的楼梯，李登辉住在阁楼里，里头是他的书斋，平时他并不住在那里，而是住在台北。他把我安置在那里，里面马列主义的书很多，我拿了一本日文版《反杜林论》看，实在看不大懂。当时他家里有他爸爸、嫂子、侄子3个人住在那里。平常我不出来，吃饭的时候才叫我。

大约过了一个多礼拜，李登辉回来了，我看差不多了，要躲都是一个礼拜，顶多不超过10天，不然很快就有人会知道。于是，我离开李家又换了地方躲藏。后来我又到内湖，又到狮头山等地躲，至5月间形势比较稳以后，我又回到台北，在延平路上遇到郭琇琮。郭问我，你跑到哪里去？廖瑞发找你，到处找不着。又说，廖瑞发要介绍我到高雄去躲，我以为是革命基地，第二天马上去高雄，但迎接我的是叶纪东，而基地建设根本还没有，久留叶家不是办法。

二、三天之后，我看到报上说有轮船到上海，我就回台北托刘英昌买船票，就这样我就搭船到了上海，先去找暨南大学的公费生，因正在闹学运不便居留，我就请一位公费生带我去台湾同乡会，在那里就碰到吴克泰和周青。他们是在林水旺那里碰面后就过来了，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是自己跑。又听说吴克泰可能来上海，我听说復旦、暨南大学的台湾留学生可以投靠，所以就去上海。

问：你是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共的？

答：不是。上海正兴起反内战、反飢饿运动，吴克泰临时在那里当台湾同乡会总干事，加上几个跑去那里的台湾人，还有一些在楼下台光教书的进步外省老师，大家一起做饭吃，接着谢雪红也过来了。大家等着要进入解放区，因为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需要靠地下交通，所以必须排队。后来，谢雪红、杨克煌他们也没进去，而是转回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至于我呢，一个会讲闽南话的福州人林崑时来找吴克泰接头。

大概是7月中旬，林崑又来找吴后，吴就对我说，你就不要去解放区了。台湾那边人少，你还是回台湾工作。当时我已下定决心，必须先建立新中国，才能建立新台湾，所以就欣然接受，放弃去解放区。回去之前，我们还办了一份进步刊物，我走前已出了三期，我就带了一堆刊物，还有受苏新之托，顺便带他的老婆和一岁的女儿回台湾，我在船上抱着苏庆黎逗他玩，为了帮他们搬行李，我的腰部都扭到了。

问：回台湾以后，你马上就入党了？

答：对。吴克泰问我，「228」中我主要是跟谁连繫？我说主要是跟李中志、叶纪东。吴说，你就找他们联繫，于是回台湾以后，我先去找李中志，他人在台北，我说，我要入党。他说，那你去找叶纪东，当时叶纪东已经回去了高雄，于是隔天早上我就想去高雄找叶纪东。「228」以前叶纪东就已经入党了，是他自己跟我说的。结果我正要去找他的时候，杨廷椅来了，他就是「228」期间，我与李中志接头时时常遇到的人，但我从没跟他说过话，他说，你跑到哪里去了？廖瑞发（编按：廖瑞发此时任中共台北市工委书记）到处找你找不到。他说，你现在赶紧写自传，办入党手续，我说好啊，于是一夜没睡把自传写完，第二天就交给他，很快就批了。

到了1947年8月，我们就先成立台湾省学生工作委员会筹委会，最初有4个，杨廷椅、刘沼光、陈水木和我。陈水木是师范学院、杨廷椅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刘沼光是台大医学院的，后来又加入一个外省同志刘登民，他是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的儿子，于是9月就正式成立省学工委会。廖瑞发告诉我，你认识他，因为我们反美游行时在一起，他叫我去看看他，于是我就去了。他们全家请我吃中饭，我就跟他借了几本书，一回去马上向叶瑞发回报。没多久，刘登民就正式入党。

问：你实际参与地下党的操作以后，面临了什么样的局面？

答：「228」以后，我是最早入党的一批。「228」期间，一些我领导的数名建国中学学生被抓，他们说带头的是陈炳基。另外，我已经被学校开除了，听说把我列了十大罪状，所以我的活动还是很受限制，随时都会抓我，后来我就躲到林水旺继父杨仁寿担任院长的乐生疗养院。那是一个好地方，警察不太敢进到医院，当时我负责在台大工学院和法学院成立党支部，后来成功中学的党支部也是我发展的。

问：可不可以说，台湾大学是中共学生党员最活跃的学校？

答：台湾大学当然党员很多，其他像台南工学院、台中农学院都有相当的发展。这跟人脉也有关系，台北二中出身的参加党的很多。因为台大工学院、法学院、成功中学是我负责的，所以后来被捕的、被枪毙的好多是我的同学，我们那学级的很多。不过，我待的不算长，因为不久我就又参加新民主同志会的工作，成员包括李苍降、李薰山、林如堉、李登辉共5人。

问：你在台大发展党支部以后，你和李登辉接触的机会是否更多了？

答：上海回来以后，我就常去他的住所「普罗寮」。不久，李苍降找我，说他们李熏山、林如堉、李登辉几个人要组织一个进步团体，希望我参加。因为我已入党了，便赶紧向廖瑞发请示，问这个怎么办，要不要参加？他说没关系，你参加嘛！至于学工委这边，我先发展了法学院黄雨生、工学院王子英、成功中学黄弘毅入党，之后他们3人都各自发展了不少同学入党。后来为了新民主同志会，1947年底我就离开了学工委，担任新民主同志会的工作。虽然如此，工学院、法学院和成功中学的党支部是我打下的基础。

问：新民主同志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在你印象中，李登辉的思想状态如何？

答：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开一次会，我记得李登辉发言不太活跃，不像我哇啦哇啦，好像他有这个习惯，就是歪着脑袋思考问题。我是实践型的，他比较是学者型的。最初我们讨论新组织的名称，选了好多名字，最后定了新民主同志会，还搞了一个章程。第一件事便是翻译新民主主义论，是毛主席写的，因为当时台湾青年好多人中文都看不懂。主要由林如堉翻译，他到上海学习过，中文日文都非常好，我负责印刷。

至于李登辉的思想状态，由于当时的环境是认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我不会特别去考究他的思想状态，一碰面就是开会。譬如在这之前，我到他的宿舍，时常有好多人在那里，包括后来成为法学院党支部书记的叶城松。叶成松并不是李登辉发展入党，李发展叶参加的是新民同志会。叶成松是我即将调离省工委时，杨廷椅叫我把叶介绍给他发展入党的。

问：「228事件」当中，中共地下党武装行动失败后，你们几个人怎样决定接下来的因应办法？

答：每一个人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不过，第一次失败之后，我们还想干第二次，又积极组织学生队伍。国民党军队一来，就不行了。我就跑到林水旺家，我和他家都住台北桥，很近。黄雨生到我家找我一起去的。不期而遇，周青、吴克泰也在那里。我们光谈一些局势。有一个插曲，一个姓顏的人，后来也跑来林水旺家。

1936年，林水旺、李沛霖、杨友川和顏等人台北二中先辈，曾组织驱逐日本为宗旨的「中国急进青年党」，因为打日本人而暴露被捕。（注：又称「红毛巾事件」因每人腰间都挂红毛巾）。台北二中在校学生有两个事件，一个是林水旺他们被捕，另一个就是1944年我和黄雨生、郭宗清三人被捕。但是反日的仍然很多。这个顏呢，吴克泰认为他是特务，一听到顏来林水旺家，他们都躲起来，我和黄雨生没躲。林水旺的妈妈过去是旧台共的同情者。等到顏走了，我们看见国民党兵在台北桥头附近站岗在那儿，砰！砰！看到人就射杀。

问：那是10号？

答：应该是9号。不是9号就是10号。8号是登陆。那个时候，我们在林水旺家没谈什么，就各走各的。我都是自己跑的。回家以后，我马上就跑了。先跑到社子，很近嘛！在这以前，我通知教国语的外省人徐征，徐也因受台大反日事件的牵连而被捕过。叫他跑，他不跑，他说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后来他被抓牺牲了。我先到了社子，然后再到成仔寮我堂叔那儿，骆水源在那里也有一间别墅。

我躲藏第一站是社仔苏廷旭同学家，第二站是成子寨，接着还在狮子头山腰、三芝乡（即李登辉家中）、大龙洞二姐结拜姐妹杨姐的米粉寮，后来又去杨姐内湖的小山地果园，还有基隆东町刘英昌处等，又回台北，在延平路上碰到郭琇琮。他说你跑哪里去啦？廖瑞发老找你。他又说有一个地方可以躲，但是很艰苦。我以为是什么矿山之类的基地，那我就要去。一去，到了高雄，叶纪东把我接到他家里。实际上，他计画在附近山上租一块官地，另外找一些青年在山上烧木炭，做掩护，培养青年。呵呵，不过八字都没一撇，就打消了。

因为这件事情需要找一个高雄市议员向政府申请一块地，根本没办法。叶纪东就叫我一起做生意，哈！我想做生意的话，这样子搞，我不干。然后他介绍我到九曲堂的小学教书，但是校长不敢收，因为我连台北二中的文凭也没有，而且校长说当局已派青年军出身的人进校工作了。叶家里也不富裕，我待在那里做食客不行。这种情况下，我一看报纸，有到上海的船，就自己去了。

问：这段逃亡过程大概多长时间？

答：约两个半月。

问：你怎么认识李苍降的？

答：是在日据时期认识的。我们都被捕，我是「谢娥事件」被捕，他是「雷灿南、李苍降」那个事件，另外还有一个台大「蔡忠恕、郭琇琮台大事件」，三个事件之间没有组织联繫。有些学者专家把它们分为两个事件，不是这样。

问：为什么你需要逃跑，而李登辉不需要逃跑？他不是有参加反美的「沈崇事件」游行吗？

答：「沈崇事件」之中，李积极参加筹备会议，游行时他站在台大队伍前头扛大旗，但有否被列入黑名单就不得而知了。「228事件」之中，我不知道李是否参加了斗争的行列？「228」失败之后，从他可以继续上学来看，他没有被通缉。

问：你住在李登辉家里的时候，曾文惠有过来他家吗？

答：没有。1996年我见李登辉的时候，他好像搞错了。见面的时候，曾文惠在场，李登辉跟她说：「妳怎么不认识他啊！」实际上我没见过曾文惠，他记错了。

问：李登辉在活动的时候，没把曾文惠带进来？

答：没有。

问：当时在李登辉家，还有看到谁？

答：李金龙、李登辉的嫂子和李登辉的侄子。当时我住阁楼，那个房子相当大。

问：李登辉把你带去后，他就走了？

答：他就走了。

问：你被安置的那个阁楼，也就是他的书房？

答：嗯，他的书房也可以住。

问：书房本来是谁住的？

答：就是他。那时他在台北啊，所以没人住。

问：你在那里待了多久？

答：起码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多一、两天。

问：「228」时期中，你躲在他家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答：根本不敢出来。到吃饭的时候，他们叫我下去。

问：阁楼下就3个人？

答：3个人。

问：他们现在都过世了？

答：几个都得了癌症。1996年我与李登辉会见时，他跟我说：「3人都是得癌症，都死了，我的孩子也癌症，就我一个人没有。」我1994年回去的时候，想要找李金龙，不知道怎么找，后来就听说他过世了。李说李金龙对我印象应该很深，因为我在那里躲着嘛！那个时候藏着我这种人，是要杀头的，不然也会被抓去。那时候李登辉主动要我去他那儿躲，而不是我要求。这真不容易！

问：李登辉主动跟李苍降讲说要你去躲吗？李苍降曾对你说是李登辉主动的吗？

答：当然说了！我之前就认识李登辉了。李登辉肯定跟他说可以去住。至于究竟是李登辉主动说的，还是李苍降跟他提议的，这个不大清楚。不过李苍降的口气上是说，李登辉说你可以到他家里来躲。

问：无论如何，那还是很义气的、很勇敢的。

答：是啊！那时候他可能没公开地参加「228」的活动，因为他仍然上学。他带我去阁楼，就去上学了。

问：你是在什么考量之下，决定离开他家的？

答：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任何地方，我大概躲一个礼拜、十来天，就不能待啦！那时候连保制度，附近的人马上会知道我。后来躲在内湖山上的时候，我到那里根本就不出来。那里雇一个老头儿干活，我名义上就是帮工。老头也不问我的来歷，一声不吭。我每天早上起来就割草，哈哈！然后就吃饭、天黑睡觉，早上干活。大概也待一个礼拜，就走了。听说我走的第二天，马上有人去抓老头，问他有人躲着，跑哪去了。老头什么都不知道。

问：你离开李登辉家之前，有没有特别的交谈？

答：没有。

问：你们谈到外面的情势？

答：记不住了。也许有问。应该外面还是紧。实际上一直紧。直至5月上旬我回台北，当时比较松了，我才看看市面上怎么样，就碰到郭琇琮了。那时候相对松了一点。

问：李金龙知道你是什么原因住他那里吗？

答：那肯定是知道啦！当时整个大气候是恐怖的，抓人嘛！他肯定知道我在「228」有参加活动，但是具体的情形，他不知道。

问：1996年你见李登辉的时候，两人曾谈到「228」躲在他家的事吗？

答：有啊！他说那个时候是要杀头的。我当然感谢他，他也感谢我这么多年没有说出他的新民主同志会那段歷史。我当然感谢他当时的照顾，李说，我们真是捡回一条狗命。他说你们几位朋友真是保护我，没有说出去。然后，他骂吴克泰和方生，说他们两个「胡说八道」。李又说：「有人给我吴克泰最近写的一分材料，此材料替我说好话。」我即乘机说，吴多次申请回台，台湾这边都不批，应该让吴克泰回台探亲。李说：「不要用吴姓名，用原姓名申请嘛！（编按，吴的本名为詹世平，后因参加革命而改姓名。）」我说：「申请表，现名、原名都得填写」。李说：「噢，今后申请就可以回来啦！」

紧接着我又提到一个意见。我说：「『228事件』伤亡已经要赔偿了，白色恐怖是否也应该依照『228』的规定赔偿。」李说：「当前两岸关系比较紧张，待比较缓和就要研究解决。」果然1997年间公布了白色恐怖赔偿条例。

刚会面时是李登辉夫妇与我3人一起在沙发上叙旧。而用餐时另有几位与我不相识的人也参加。中餐西吃，每人一分。可能是因刚当上「民选总统」，李兴高采烈边吃边讲了好几个小时。李谈了准备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演讲的一些要点，也顺口谈了对大陆的一些评论和看法。我主要是倾听，只在觉得李的大陆观有偏时插几句予以否认，而避免与他争论。李却笑着说：「你身在大陆但『灯台的下面反而黑暗不明』。我的情报来自四面八方各地，比你瞭解的更多。只要有钱，什么情报都能拿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