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思潮》处变不惊，还是梦游滑向战争？（张登及）

在2022年8月共军围台军演后，全球列强与东亚各国已更加认真地评估台海爆发战争可能的时间点与场景、规模。或许因为选前不希望「扰民」造成执政失能的印象，也可能是为了隐蔽或保留实力，台北虽提升了防御的措施与频率，但社会面的准备尚止于口诛笔伐，市场与民生几乎波澜不惊。

台湾社会对含有诸多凶险讯息的军演，和几乎同时推出、绑定「新时代」中华民族復兴的北京政府第三版「对台白皮书」，反应似乎是「处变不惊」。不少电视台、名嘴与评论更像是「说书」式地观战，断言「世界各国」将反制中、俄。他们的底气则不像来自准备好的「庄敬自强」，而是深信「时间未必是站在你那一边」，何况「世界一定是站在我这一边」。在这种集体认知里，21世纪人类命运主旋律不是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而是新冷战的「民主与威权」。其答案不再是「东西问题与南北问题」，而是「时间问题与世界问题」。

时间问题的答案，可证诸上海封城与大陆经济停滞；世界问题的答案，则可见证于美国议员持续来访、友台法案力度更大，俄军在乌克兰被美欧新武器打得节节败退。年底前俄国战败，美日北约更可专注「印太」；全球民主战胜过气威权之役，势不可当；歷史真正终结，已见曙光。

然而或许是旁观者清，或许是料敌从严。西方智库「公开的」台海兵推结果，台美日（或加上其他有意愿的民主伙伴）联军最多是从败战转为「惨胜」。转向「战略清晰」的主张也还不愿公开拥抱中共第三版白皮书痛批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情感上友台的「长期博奕论」与「百年马拉松论」，都尝试避免核武国直接衝突，而倡议「以其人之道」的不对称战略，赢得美国对华竞争。这当中最关键而暧昧之处就像是拜登总统承诺给台湾「军事支持」，但「打多大、打多久、打多远」，仍取决于盟国眼中台北配合「庄敬自强」的程度，以及中国在战争陷阱中被消耗的速度，答案仍是不可示人的「大国利器」。

诚然，备战而不求战，确是保卫和平之道。也如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近日一篇评论所坦言，台方不能「依赖美国爹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但高度流动中的美中不对称与急转直下的两岸不对称，已使两岸更加接近军事衝突的悬崖。台北不能总是指望美国「护栏」（guardrail）一个不少地包括所有民主伙伴，负责任的主政者也应该自己准备护栏。如果不能对岌岌可危的「护栏」善加管理，时间就算站在「惨胜」一边，这样的歷史对社会绝大多数人不仅没有现实意义，也极不公平。

着名学者奈伊（Joseph Nye）在拜登上台之初，就警告美中可能重演1914年大国对抗下的战争梦游症。意思是没有大国愿意且预期彼此全面交战；决策者都对自己的算计洋洋自得；区域衝突最多牺牲小国，似乎都可以在区域内解决。而当前更危险的相似处，在于中国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燎原的美国民粹沙文主义（populist chauvinism）。笔者也曾在本专栏强调，美中新冷战比美苏对峙危险，来自四个对抗性特徵：实力不对称流动引起的不安、双方社经因素交杂引起的民间敌视、秩序解体导致制度失灵与价值空洞化、后真相世代对战争风险的严重低估。

而约在裴洛西眾议长（Nancy Pelosi）访台时，奈伊再度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撰文「美国的中国挑战」，认为类似的危机可能重演1914年的世界大战。甚至知名的桥水基金（Bridgewater）创办人达立欧（Ray Dailo）也认为美国实力最强，但不排除内乱风险，地位下降的霸权未必反对「霸权护持」战争。与此同时，着名理论家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甫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在乌克兰玩火」（Playing with Fire in Ukraine）一文，坦言华府自信能赢得乌克兰之役乃言之过早。与此相反，因为美方明言要将莫斯科「逐出大国之列」（knocks Russia out of the ranks of major powers），西方在乌援军只差没有披挂上阵，俄国也将目标从乌东独立扩大至兼併乌南。美、俄都已经输不起，又找不到共同可接受的妥协方案。出于争取国内胜选、军机相撞意外、误炸在乌美军、还是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封锁，重演二战爆发甚至动用核武，也非不可能。

米尔斯海默的美俄衝突极限思考固然有些悲观，但奈伊相信如果美国能克服自身的极化问题、民粹的本土主义（populist nativism）、避免妖魔化中国、坚持社会开放，在必要的跨国议题维持与北京的合作，则中美竞争日后才可能成为「可以避免的战争」（avoidable war）。而盲目鼓吹美国可以同时打对华与对俄两场大战，更是自私的战争梦游论。笔者也真诚希望两岸鼓励任何形式的开放和对话，即便一时没有成果，也要儘后推迟战争选项。战争一旦上路，就有自己的逻辑，且不可回头。即便是阿富汗战争，最强大的行为者，都无法预知其结果。唯一可知的，是决策者或可退隐，平民百姓却要付出最大代价。

（作者为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