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死刑的必要与不可逆（鲁云湘）

114年1月16日晚间，法务部执行对死刑犯黄麟凯的枪决，这也是继109年4月翁仁贤后的死刑执行。「死刑」，再次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它是伸张正义的终极手段，还是暴虐人性的延续？这一行为的象徵与功能，揭示死刑作为刑罚的复杂性，以及人类内心深处的矛盾。

美国文化评论家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在其着作《旁观他人之痛苦》中写道：「我们感到怜悯，指的是我们感到自己不是酿造灾痛者的帮凶。我们的怜悯宣告了我们的无辜清白，以及我们宛如真切的无能为力感。」这段话，显示我们观看他人痛苦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我们自认无辜，另一方面，我们以某种形式参与其中，甚至可能从中获得情感上的释放与满足。

死刑是国家刑罚体系中的极端手段，也是对犯罪最严厉的谴责。它的存在，彰显了法律的威严与社会的秩序。因此，黄麟凯的死刑执行，似乎旨在向社会表达对于恶行的「零容忍」，并以此平息公眾对重大犯罪案件的不满与愤怒。然而，死刑的执行时机往往带有政治性考量，极有可能是用来转移社会注意力，或平息某些特定事件引发的舆论压力。

同时，死刑还被视为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一种「补偿」，象徵着法律对受害者的正义回应。然而，这种补偿，是否能真正抚平受害者的创伤？或者，死刑仅仅是一种象徵性的安慰？这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

人类的天性中，蕴含着暴虐与怜悯的双重面向。死刑既满足了公眾对復仇的渴望，也挑动内心深处对他人痛苦的隐秘兴趣。正如桑塔格所言，人类在观看他人受苦时，既能确认自己的无辜，又能感受到自身的无能为力。死刑作为公开展示的仪式，放大了这种矛盾心理–它既是正义的象徵，也是人性暴虐的一种延续。

不可否认的是，适时执行死刑可以在短期内稳定社会情绪，转移群眾的不满。然而，这种「稳定」是否只是短暂的止痛剂？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是否因此被掩盖？死刑执行的存在，是否真正有助于犯罪率的降低，或是只是一种象徵性的威慑？这些问题始终缺乏明确的答案。

另一方面，死刑的不可逆性，确实让人对司法公正提出更高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废除死刑。相反，正是因为死刑的严肃性与不可逆性，才使其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警示与约束。死刑并非是对人性的苛责，更不是以暴制暴，而是一种必要的惩罚形式，旨在对那些挑战法律底线、犯下滔天罪行的行为给予应有的回应。只有如此，才能维护社会的道德秩序，让所有人明白触犯底线的代价。

死刑是正义的象徵，并非暴虐的延续。它不仅满足社会对公平的期望，更是对伤害者明确的惩戒，对潜在犯罪者形成强大的震慑。在面对这样的刑罚时，情感上的宣泄并非其核心目的，真正重要的是传递一种价值观：当生命价值被恶行肆意践踏时，法律必须做出果断回应。死刑的存在，不仅是在伸张正义，更是为了警示社会，防止更多伤天害理之事的发生。（作者为国际事务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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