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大法官释宪须守界限（陈清云）

释宪作为宪政运作的重要机制，攸关法治国家基石。随着《宪法诉讼法》的施行，有关大法官是否可依职权声请释宪的争议备受关注。根据现行法制，大法官无法依职权启动释宪程序，这既符合权力分立原则，也维护司法公正性。若忽视程序设计的逻辑，任意突破界限，不仅损害司法中立，还可能危及宪政体制的稳定性。

《宪法诉讼法》第六条明确列举声请释宪的主体，包括国家最高机关、立法委员、法院、人民以及政党，但并未将大法官纳入其中。此外，第一条阐明宪法法庭的功能仅限于审理释宪案件，并未赋予大法官「自告自理」自行启动释宪程序的权限。此种设计，意在分清释宪案的发起与审理职责，避免「球员兼裁判」的情况出现。

若大法官可自行声请释宪，则意味着其在同一案件中既是发起者，又是裁判者，明显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原则。《宪法诉讼法》第九条至第十三条关于利益迴避的规定，进一步强调大法官在审理释宪案件时，须保持中立，避免利益衝突。试想，若大法官既提出释宪声请，又主导裁判，所有大法官都将因利益迴避而无法参与审理，释宪机制将陷入瘫痪。

宪法法庭的设立，是为了解决违宪争议，维护宪法的最高性，而大法官作为裁判者，应秉持超然中立的立场。若让释宪者与审理者角色合一，势必导致司法信任的流失。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要求，宪法解释应独立于特定案件或个人利益的影响，否则可能造成权力的不当集中，破坏宪政秩序。

法律程序的核心在于公平与中立，若释宪者与审理释宪者为同一人时，偏颇与利益衝突风险难以避免。这不仅影响司法公信力，也损害宪政体制的稳定性，程序设计的严谨性与逻辑性，不容随意逾越。

此外，有提出针对尚未生效的法律声请释宪，并提出暂时处分以防止损害。然而，《宪法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暂时处分须以宪法权利或公益面临难以回復的重大损害为要件，且具有急迫必要性。对于尚未生效的法律，既无效力，亦无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暂时处分的声请自然失所附丽。至于将来给付之诉，此为民事诉讼概念，其法律适用与宪法诉讼的性质并不相符；至于行政诉讼的性质是个案性、救济性，与宪法诉讼性质在救济目标，适用范围与法律效果上有明显差异。

此次《宪法诉讼法》修法提高释宪判决门槛，要求参与评议人数不得低于十人，作成违宪宣告须达九人，此举有助于提升释宪案件的审理品质，避免少数大法官之偏颇决定。释宪基准高低与宪法法庭顺畅运作并无必然关系，重点在于补足大法官员额，即可确保宪法法庭的推动无窒碍之虞。

释宪是解决宪政争议的手段，而非政党操作的工具，近来，执政党多次透过「覆议」与「释宪」手段反制国会多数通过的法案，实为宪政机制的滥用。赖总统若希望让宪法法庭正常运作，应优先考量人选的专业性，审慎提名超然公正的大法官适任人选，回归司法专业与中立，避免因政党私利损害宪政精神。

释宪制度的设计，重在维护法治与宪法秩序，大法官须坚守裁判者的角色，不得逾越声请者的界限。无论是释宪程序还是宪政运作，程序正义与中立原则是不可动摇的核心关键。执政党与在野党应摒弃对抗思维，共同守护宪政体制的稳定与司法的公信力。唯有如此，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司法公正的光辉才能真正照亮每一位国人。

（前立法院法制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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