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报社评》再认识中国大陆系列七：中共不是苏联 集权不是极权

大陆实行一党制，没有领导人普选、没有多党竞争制、没有司法独立，西方对此长期质疑和诟病，台湾也不例外。不过，中共体制运作超过75年，公认具有高度的效能，多家西方民调机构实地调查，也都显示大陆民眾对体制认同度超高，原因何在？归根究柢，混淆「集权」与「极权」应是主要原因。

制度特色 集权与制衡

极权多以帝王、军政府、寡头、家族世袭、异族侵占或殖民统治等形式出现。极权体制依靠暴力、谎言与压榨运转，违背人性、践踏人权，也违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往往脆弱而不易存续。二战结束后除少数例外，极权体制在人口少、贫瘠且偏僻的地区才可以存活较长时间，根本原因是统治者权力得不到制衡，导致滥权、胡作非为，人民迟早会反抗。

集权则是权力集中或分立的问题，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不存在道德优劣之别。集权与分权的源起与形成，与歷史文化脉络密切相关。美国政治制度起源于古希腊民主制与古罗马共和制，是继承了西方宗教、君主、城邦权力的漫长博弈后，逐渐形成的制度。美国採严格的分权制衡制，但罗斯福新政及现在进行式的川普2.0偏向集权。

「自由民主制」本质上是分权与制衡的代名词，成为全球主流价值是二战结束后，西方阵营将本身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并形成「民主vs极权（或威权）」的话语体系，苏联解体后，一度被认为「歷史的终结」。台湾作为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典范，是唯一实行直选、多党制与政党轮替的华人地区，认同自己身处民主阵营，视中国大陆为极权或威权体制。

中国王朝延绵千年，皇帝独揽权力，但在农耕文明基础上设置了精密而繁杂的制衡体系，决策、咨询、审议、执行、监察权分属不同部门，加上乡绅地方治理与科举制，中国帝制在西方工业革命衝击前，都能维持显着优势。国父孙中山创立五院制，便汲取了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与文明。1949年中共建政，表面上是模仿苏联体制，但核心是承袭中国传统政权逻辑：权力集中与内部制衡。

民主异化 用民粹纠偏

西方在歷史脉络下产生了「分权与制衡」，大陆则在中国歷史脉络下产生「集权与制衡」制。中共常常被人揶揄「会多」，但正是这些工作会议，先藉由「分组讨论」，令代表各地区、各部门、各利益群体的与会者充分表达诉求，再由高层整合、吸收各方意见，形成或调整政策，最后透过「大会总结」一锤定音，再在会后进行自上而下的传达与执行。再如，中共官员时时刻刻被纪委、审计、巡视组、督查组严格审视，也有上下级、同僚及民间力量紧盯和关注，各层次的检举制度构成了内部制衡力量。

中共的集权与制衡，既适应了人口多、地域广的基本国情，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需求，也避免了从集权变为滥权再滑向极权，导致体制失灵或崩溃。这也是地方出现维权或反抗运动，多半打着「反贪官不反中央」的旗号，一些政策出台后，若出现偏差造成不利影响，多能在一段时间后引起察觉并做出调整。习近平上任后中共反腐力度不变，至今仍受到民眾支持。这些迹象都说明，集权与制衡并存，维持了中共体制的效能、自我纠正与正当性。

有趣的是，川普2.0在马斯克等人协助下，大刀阔斧变革政府组织与运作模式，中断援外体系，大举揭露联邦政府内部腐败现象，并主张回归一战前的美国内外政治路线。这不是恰恰说明，当特定政治菁英垄断政治资源，即便是分权也难以达到制衡效果，最终导致美国菁英民主制度异化，不得不透过川普、马斯克这种民粹政治领袖来纠偏吗？

而这也再次说明，集权绝不等同于极权，分权却有可能出现滥权，中国大陆实行有制衡的集权制度，台湾乃至西方社会不可简单视为对立面，而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真谛，也到了重新思考与调整的时候了。（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