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从欧洲启蒙运动 看美国反智传统（廖明辉）

站在罗马达文西机场候机室，浏览各国报纸头版新闻。德国《法兰克福匯报》关心为自由而治理，而《南德日报》则关注能源与燃油车禁令。美国《纽约时报》头版为线上诈骗集团高效洗钱。义大利《自由报》头版标题为川普斥责普丁：「我非常生气」，义大利《共和报》的头版也是川普挑战普丁，将对俄罗斯商品加徵25%关税。在这些新闻标题的背后，可以看出欧洲与美国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思维，一条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脉络，另一条则是根植于美国建国以来的反智传统。

欧洲启蒙运动的诞生，可追溯至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大量拜占庭学者携带古典文献流入义大利，催生文艺復兴。这场思想与艺术的復兴，打破宗教与王权垄断，让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重新成为社会核心。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更进一步质疑君权神授，主张透过理性与知识解放人类，提出自由、平等、法治与人权等现代政治理念。伏尔泰、卢梭、康德等思想家，不仅重塑欧洲，也深深影响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理念，即是启蒙运动具体体现。

然而，当启蒙运动在欧洲推动知识、理性与批判精神时，彼岸的美国，却孕育出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美国自建国以来，其政治与社会基础并非欧洲菁英知识体系，而是清教徒移民带来的福音派信仰与庶民实用主义。这群移民相信与上帝直接对话，鄙视繁复的神学辩论，强调经验、直觉与信仰，抗拒知识分子与专业权威介入。正如歷史学家霍夫士达特在《美国的反智传统》书中所指出，美国社会自始便存在一种根深柢固的「反智」心态，认为「与智识愈近，离上帝愈远｣。将专业知识与理性思辨视为高高在上，偏好诉诸庶民情绪与实用经验。

这种反智文化，随着美国民主政治与商业社会发展，日渐深化。政治人物不再以博学或理性见长，而是以亲民形象与「常识」口号取胜；企业菁英贬抑高等教育与专业知识，将成功归功于个人意志与市场经验。从杰佛逊因博学遭质疑领导力，到田纳西议员以不识字自豪，再到钢铁大王卡内基抨击大学教育，美国的反智思维几乎渗透至各阶层，成为一种文化结构。

这股反智现象在川普执政更展现得淋漓尽致。川普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以及对于气候变迁、多元价值以及否定国际合作，不仅是选举策略，更是根植于美国歷史的反智文化。他诉诸情绪与庶民愤怒，将复杂的国际问题简化为零和游戏，并以直觉式的「交易逻辑」取代理性政策分析。这种思维在四月二日开徵「对等关税」的政策体现无遗，川普将其称为「美国解放日」，试图以关税惩罚贸易伙伴，回应美国庶民对经济困境的情绪需求，却无视全球贸易体系的长期稳定。

对台湾而言，川普所展现的反智民粹决策，绝非遥远的美国内政问题，而是直接的经济与政治挑战。台湾作为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川普推动的单边贸易主义与对等关税政策，势必对台湾的经贸环境造成衝击。更关键的是，这种政策逻辑拒绝理性协商与多边秩序，改以强权压制与市场胁迫，台湾若寄望美国维持自由贸易体系与国际规范，无异于缘木求鱼。

因此，台湾面对川普及其背后的反智传统，必须在政策与思想上同步调整。首先，在经贸战略上，应积极强化与欧盟、日本、东南亚等地区的经济合作，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以分散贸易战风险。其次，台湾应坚持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多元与法治价值，持续深化民主制度与社会韧性，避免在全球民粹化浪潮迷失方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台湾应加强国民的知识素养与理性思辨，提升对国际局势与政策变化的理解力，避免被情绪化与短期利益驱动的政治风潮所左右。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辅佐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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