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从川军到台军 国军要有法统的坚持（鲁云湘）

「名称」从不是中性词。近代以来，谁握有命名权，往往就握有叙事主导权。把民初的各地军系与战时、当下出现的「渝军」「台军」并置，可更清楚看到：前者多为对权力结构事实的描述，后者则常被用作去正当化的政治修辞。然而，这种命名现象也需考虑对立方的视角、内部身分认同的转变，以及国际与比较脉络，以更全面理解语言战的复杂性。

1916–1928年的军阀时期，中央权威松动，地方实力各自为政。各地军系多以地域或派系核心命名，例如：「川军」（四川刘湘、刘文辉部），「滇军」（云南唐继尧、龙云部），「桂军」（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部），「湘军」（湖南赵恒惕、唐生智部），「黔军」（贵州王家烈部），「晋军」（山西阎锡山部），「西北军」（冯玉祥系），「东北军」（张作霖、张学良部）。

这些称呼均以地域或势力范围为名，反映多中心的治理现实，而非外力刻意贬抑。它们属于「分裂结构的中性命名」，是政治碎片化的自然语言现象，而非对中央正当性的挑战。

1928年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军」成为中央正规军的统称，连结法统与国家正当性。此后，再以地理名号称呼中央正规军，便不再是描述性用语，而带有降格化、地方化的政治效果。名称的转变，也象徵国家中心的重新确立。

对日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渝」为重庆简称，属中性词。当时的日本与汪精卫政权，在宣传上刻意使用「重庆政府」、「渝府」、「渝军」等称呼，意在将法统中的中央「地方化」，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描绘为「重庆地方政权」或「英美傀儡」。这种宣传策略的目的，是打击国民政府的对内凝聚力与国际合法性；对照国民政府官方正名的「中国远征军」、「国民革命军」，可清楚看到话语竞争的界线。

而如今的中共媒体系统中，「台军」一词被常态化使用。表面上似为地理指涉，实则在语义上抹去「国家属性」，将中华民国国军归入「地方叛乱武装」的叙事框架。这种用法并非单纯称谓选择，而是延续战时语言战思维的结果。然而，从中共官方叙事角度而言，「台军」的用法是其「一中原则」逻辑的自然延伸，用以表述主权范围的整合认知；但在效果上，仍构成语义上的去正当化。这种平衡视角提醒我们，命名不仅是单向的攻击工具，也反映对方对主权的坚定主张。

此外，在台湾内部，自1980年代民主化以来，关于「国军」vs.「台军」的命名辩论逐渐浮现。一些本土派或民进党支持者偏好「台湾军队」以强调去中国化及本土身分，视「中华民国国军」为与威权歷史连结的遗迹。这也反映台湾社会的身分危机，年轻世代对国家认同的转变，可能降低对统一用语的共识。尤须警惕的是，若内部媒体、公关或军事文宣不慎採用对方用语，等于自我地方化，让渡话语主权。

有鉴于此，在比较描述性命名与去正当化命名时，我们可以从两个主要时期来观察其差异。首先，在民初军阀时期，相关名称包括川军、滇军、桂军、湘军、黔军、晋军、西北军以及东北军，这些名称的意涵主要是中性描述地方军阀势力，反映当时的政治背景，即中央权威分裂且无单一正统。

其次，从抗战时期至今，名称如渝军与台军，其命名意涵则转向去正当化与地方化修辞，用以在政治上打击对手的合法性，背景为敌对政权透过此策略来达成目的。这两个时期的命名形式虽相似，但意图与脉络却有明显区别，前者源自权力碎片化的现实，后者则是政治矮化的工具。两者形式相似，意图却迥然不同。

名称，不只是语言问题，而是主权认知的防线。对外，「正名」关乎国际定位与法理承认；对内，「正名」关乎军队荣誉与歷史延续。然而，正名也需面对军事及社会意涵的挑战。中华民国国军目前呈现混合的招募趋势：虽然2025年10月宣布志愿役招募率达109％，并在军校注册人数创下纪录，但整体活跃人员从2021年的16万4千人，降至2024年的15万2千人左右，编制填充率约78.6％（2024年数据），志愿兵退役率居高不下（近四分之一），留任率约86.7％，并面临士气低落、人口结构危机及身分认同分歧等挑战。这些因素不仅影响战备，也放大命名争议对招募及公眾支持的负面效应。

此外，台湾独立派往往视「国军」为中国遗留的象徵，这加剧了身分分歧，并进一步打击军队士气，因为部分士兵或潜在招募者对「中华民国」的国家符号缺乏认同感，视其为过时的威权遗产而非本土防卫力量。

因此，应建立一致的用语准则：法规、公文与新闻稿一律使用「国军」或「中华民国国军」。英译统一为Republic of China Army,Republic of China Navy,Republic of China Air Force或R.O.C Army,R.O.C Navy, R.O.C Air Force。教育训练中纳入「命名政治」案例分析，提高官兵对语言战的敏感度。

为更全面理解命名政治，可扩及国际脉络与其他分裂国家的歷史范例。国际媒体及组织常称呼台湾军队为「Taiwanese military」或「Taiwan's armed forces」，部分因简便，部分受中共压力影响。例如，奥运使用「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来规避政治争议，这延伸了命名对外交孤立的影响。美国政策文件在军售中亦常用「Taiwan's armed forces」，可能被视为间接地方化。

歷史上，可参照韩国分裂的命名策略。北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称南韩为「南朝鲜」，或在不同脉络下以「韩国」（Hanguk）代指南韩，藉此来否定其作为单一朝鲜半岛合法政府的地位，阻碍南韩主导的统一叙事。此外，1911年前清代区域军队命名，或1949年后内战中中共对中华民国残余的「匪徒」称呼，也显示命名如何从中性转为贬抑。这些比较凸显，命名战不仅限于两岸，而是全球分裂情境的普遍现象。

从「川军」到「台军」，差在一个「中心」：当年是无中心下的描述，如今是有中心下的矮化。但融入平衡视角、内部辩论及国际比较后，我们看到命名更为多层次：它不仅是防务工具，也反映身分转变与全球压力。

正名不是情绪，而是防务；不是修辞，而是主权。唯有坚持歷史与法统的语言界线，同时面对内外挑战，方能在叙事战场上守住国军的尊严，与国家的延续性。由此可见，面对当前的命名争议，国军必须对其所承载的歷史与法统有更清晰的认识与坚持。

（作者为战略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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