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海军的鼻祖：汪政权海军

做为全球第二大，仅次于美国海军的海上武装力量，今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不仅具备将作战舰艇派往西太平洋、南海与印度洋的能力，而且还藉由参与亚丁湾护航任务与协助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的方式，不断的将影响力扩张到全世界。因此，有关中共海军发展战略、组织架构、机舰载具与核子打击能力的相关资讯，近年来都成为了国内外军事观察家的研究重点。

然而，对于在内陆地区发展壮大，而且长期以来信奉大陆军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如何从无到有的建立起了世界第二大海军的歷史问题，则普遍乏人问津。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草创初期，极度仰赖中华民国海军投共的舰艇与人员维持运作，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为了避免自取其辱，自然而然不会在军中推动相关的歷史教育课程。

台湾方面不研究这段歷史尚可理解，那么中共方面又为何对自己的海军建军史有所隐晦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又牵涉到了另外一个令接受了类似国族教育的两岸海军官兵都感到汗顏的问题，那就是无论大陆的人民解放军海军还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海军，除了有传承自马尾、青岛、电雷与黄埔等四座民初海军学校的光荣歷史外，也还受到了来自汪精卫政权海军的深远影响。

鲜为人知的汪政权海军

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除了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的少数学者专家外，海峡两岸几乎没有人知道日本在抗战期间扶持的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也就是汪精卫政权也曾经拥有过自己的海军。除了在国共两党的正统史观下，一切与汪政权有关的人员都被视为「汉奸」外，南京国民政府海军的歷史在台湾乏人问津的另外一个原因来自于战时日本人从头到尾对中国人的不信任。

汪精卫政权辖下的中华民国海军部，是与南京国民政府同一天成立于1940年的3月30日。这一支和在重庆的中华民国海军同名，使用同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中华民国海军，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了其前身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绥靖水上巡察队后所成立。与此同时，日本帝国海军也以维新政府在上海的水上巡察学校为基础，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中央海军学校。

然而，汪政权海军在成立之初，只能从绥靖水上巡察队、广东水上员警所水上巡察队以及青岛华北特别炮艇队接手了几艘小型舰艇，根本就称不上一支有战力的海军。因此，汪精卫所打的如意算盘，是希望帝国海军将在抗战初期为日军所击沉，后来又被打捞上岸修復完成的三艘中华民国海军巡洋舰，即寧海、平海与逸仙转交给南京国民政府海军，以扩充其战力。

由于当时蒋中正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已经退守内陆，只能靠着数量少到可怜的内河炮舰在长江上硬撑着维持门面，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海军只要得到上述三艘巡洋舰的任何一艘，都能够建立一支更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国海军。然而，日本帝国海军出于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提防，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都没有向汪政权海军移交任何的大型军舰。

被改名为五百岛的寧海号与改名为八十岛的平海号巡洋舰，于1944年6月先后遭到美军击沉。至于逸仙号，日本人则寧愿将其改名为阿多田号练习舰，也不愿意将其转让给汪精卫政权海军。要等到日本投降以后，逸仙号才再度回归到中华民国海军的编制之下。由此可见，日本人从来就没有将汪精卫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视为「大东亚共荣圈」下的平等盟友看待。

虽然汪精卫政权始终无法取得像样的军舰，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做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日本帝国海军，仍旧替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一套就连重庆国民政府看了都会心生羡慕的人才培育制度。许多南京国府海军的人员，早在汪精卫政权成立以前，就有随水上巡察队以及特别炮艇队等单位执行清剿游击队的作战任务，因而拥有比重庆国府海军更多的实际作战经验。

也因此，早在抗战胜利以前，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出于在战后建立现代化中国海军的考量，都积极的向汪精卫政权的海军人员招手。对于从建军以来就始终在陆地上活动，靠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一批由汪精卫政权海军所培训的人才，更将在日后建立人民海军的过程中，扮演重中之重的角色。

刘公岛起义与8路军海军支队

对于1944年11月5日发生的「刘公岛起义」，台湾的绝大多数读者可能一无所知，然而此一歷史事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建军却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位于山东省威海的刘公岛，在抗战期间是南京国民政府威海要塞司令部辖下的一个练兵营，专门集中与训练在北京与天津地区招募到的海军新兵。其中有不少年轻的知识份子，误将南京的国府海军当成了重庆的国府海军而受骗加入之。

进入刘公岛以后，这批基于报效国家之心而参军的新兵虽然接受了全中国最扎实与专业的海军训练，但同时却也时常遭受到日军副导员的羞辱与虐待。就连许多同样也是中国人的汪政权海军的军官，也因为摆脱不了军阀习气而常常苛扣新兵的薪饷，因此练兵站的士气始终无法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反日抗日的情绪也就很快速的在基层官兵心中蔓延开来。

很快的，就产生了一个以练兵营卫兵队少尉队长郑道济以及上士班长连城所组成的六百人抗日团体。在郑道济的率领下，他们于1944年11月5日发动了武装起义，击毙了岛上日本军官共十七人，并处决了反对暴动的汪政权海军上校一名、中校两名、少校一名与十多名的士兵，然后在搭乘同春号运输舰、民德号与日生利号两艘炮艇逃离刘公岛。

上岸以后，郑道济原本想投效由赵保原将军指挥，效忠重庆国民政府的陆军暂编第12师，但是率先与他接触的却是中共8路军东海军分区敌工股长辛冠吾。在瞭解到8路军已经控制了整个胶东半岛的乡村地区，而且本身也是满洲国军反正将领的赵保原将军，与日军仍维持着复杂的来往关系以后，郑道济做出了将部队带往中共根据地的决定。

受到「刘公岛起义」的刺激，中共胶东军区打铁趁热，主动出击煽动更多华北地区的汪政权海军部队投效8路军。郑道济发动起义后的短短五天内，驻防于山东荣成县的汪政权海军龙鬚岛派遣队六十七人，也在队长丛树生中尉的亲自率领下投奔了8路军。这支队伍与来自刘公岛的六百人一同被改编为中共山东胶东军区海军支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歷史上第一支被冠上「海军」之名的队伍。

考量到这六百多名接受过日本专业海军训练的人才，将在未来人民海军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8路军自然不会把他们当成一般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军，派到战场上去消耗日军、「偽军」与「顽军」的子弹。所以海军支队除了在日本宣告投降期间曾配合8路军进攻不愿意向中共改编的青岛地方团队外，在抗日战场上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国共内战爆发后，由于中共根本上就缺乏海军舰艇，因此海军支队的官兵主要是在林彪指挥的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以及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编制下从事维持「解放区」治安的工作，偶尔也一些支援性质的战斗任务。大陆有一本以国共东北争夺战为背景的小说《林海雪原》，就是以海军支队的故事为蓝本所撰写的。

除支援解放军从事「剿匪」任务外，也还有一部分海军支队的人员与在内战期间投敌的国府海军人员一同被编入了山东胶东军区海军教导队，专门负责为中共训练第一代的海军种子军官。到1949年4月23日，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以华东军区海军的名义正式宣告成军之际，海军教导队已经为「新中国」培训了约五百多名的海军人才。

1949年10月25日的古寧头大捷，让急于「解放台湾」，完成中国统一任务的华东军区海军开始强化海军水面部队的建设工作。于是，在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的要求下，先后有一百七十名海军支队的成员被选中进入海军服务。在那个农民兵文化仍支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思维的年代里，这一批曾接受过日本专业训练的中共「第零代」海军精英，终于等到了发挥所长的机会。

虽然，也有大量的具备丰富航海与作战经验的马尾海军学校毕业生，追随着自己老长官陈绍宽的脚步投奔了解放军海军，但是也唯有来自于8路军海军支队的前汪政权海军人员，能够在忠诚度与能力方面同时取得共产党的信任，并且被当成自己人看待。所以，这一百七十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前往解放军海军刚刚接收自国民政府的几艘军舰上担任干部。

由于过去在汪精卫政权海军时代接受了来自于日军的训练，因此前海军支队人员确实有不少是被分发到中华民国海军战后接收自日本帝国海军，又于内战期间投靠，或者为解放军掳获的日制船舰上服务。比方说由参加过「刘公岛起义」的胡介山担任舰长的济南舰，就是原来国民政府接收自日本海军的丁型海防舰海防194号，该舰在中华民国海军服务时的舰名为威海。

另外一位「刘公岛起义」的老干部马骏，则在改名为长沙舰的前中华民国海军接12号海防舰担任副舰长。接12号舰与威海号同为接收自日军的丁型海防舰，其在帝国海军服务时的名称为海防118号。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初期遭到日军炸伤俘虏的中华民国海军炮艇永绩号，因为是国产舰的缘故，而在汪精卫政权成立后一度被选中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海军的旗舰海兴号。抗战胜利后，回归中华民国海军的永绩号又于1949年4月23日的江阴突围中为共军炮火击沉。

随后该舰又为中共二度打捞，并以延安号的名义进入人民海军服务。有趣的是，参加「刘公岛起义」的前汪政权海军班长毕崑山，于战后以舰长身份指挥延安号参加舟山海战，更加凸显了南京国民政府海军与中共海军特殊又复杂的歷史渊源。

不过，光是被指派出任解放军海军建立初期的各舰舰长，还不足以证明这批汪精卫政权培训的海军军官获得中共高层充分信任。事实上，他们也是1951年解放军派往苏联接受训练的第一批海军人员骨干。

根据《潜航：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追踪》一书的作者黄传会介绍，中共于1951年4月派往苏联的潜艇学习队中，担任艇长的四人里面就有辛福源、刘蕴苍、胡介山和一名艇政委傅永康为前汪政权海军人员。后来，在苏联援助中共的四艘自豪级驱逐舰上担任舰长的四人当中，也有三人是曾参加过汪精卫政权海军的「起义人员」。前面提到的马骏，就当上了抚顺舰的舰长。

就算没有机会上这四艘苏联提供的先进驱逐舰上服务，「刘公岛起义」与「龙鬚岛起义」的前汪精卫海军人员在政治上也格外受到中共领导人的关爱。1953年2月20日，毛泽东视察了由原澳大利亚皇家海军815吨级扫雷舰改装而成的洛阳舰。恰巧当时以洛阳舰舰长身份接待毛泽东的，正是前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龙鬚岛派遣队队长丛树生。

除了勉励丛树生与他手下的全体官兵必须要有「爱舰、爱岛、爱海洋」的精神外，毛泽东在那一次视察的过程中还写了一段「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提词赠与长江与洛阳两舰。从早年充满中共官方宣传口吻的报导中，我们不难发现至少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前汪精卫政权的海军人员在解放军海军内并没有遭遇到任何适应不良的问题。

儘管从建军发展与战略思维的角度上来看，强调以陆基飞机、潜水艇以及快艇实施近海作战的早期中共海军，受到来自于苏联的影响远比强调建设大型战舰的日本来得多，但是汪精卫政府领导下的前中华民国海军在解放军海军建军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确实是能够以举足轻重来加以形容。不过，中共海军挑战美国海上霸权地位的企图心，却又与帝国海军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