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华侨飞行员忆空中支援衡阳保卫战

朱安琪教官年轻时的飞行装照。(图/王立桢提供)

在旅居旧金山的航空史作家王立桢先生的引荐下,《中时电子报》于9月8日对出生于美国,于抗战期间回国参战,有「永远的上尉」称呼的中华民国空军英雄朱安琪教官。去年朱教官接受马英九前总统邀请,返台参加中华民国国军在湖口举办的战力展示活动,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只是在参加阅兵的过程中,朱教官还意外的与当年他驾机所支援的陆军战友欧重遥上士会面。

原来,欧重遥是1944年夏季衡阳保卫战中,在方先觉将军只会下死守孤城的陆军第10军士兵。恰巧当时,隶属于空军第4大队第23中队的朱安琪也驾驶着P-40战机,在高又新副大队长的指挥下,为抵御日军攻势的衡阳守军提供空中支援。换言之,朱安琪与欧重遥其实是从未见过面的战友。所以朱安琪得知欧重遥在会场的消息后,坚决与对方见面握手,成为了一段佳话。

回国参战的华侨飞行员

有趣的是,虽然抗战期间服务于中华民国色彩最浓厚的空军大队,然而朱安琪却不是一位普通的国军飞行员。1923年出生于北加州奥克兰的朱安琪,其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国华侨。发生在十万八千里远的对日抗战,其实与身为美国人的朱安琪没有切身的利益关系。只是受到老父亲朱忠存身教与言教的影响,自幼在美国长大,只会讲英语与广东话的朱安琪对中华民国抱有强烈的认同感。

响应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遗训,朱忠存先生报考了由旧金山华侨出资创立的中华航空学校,成为该校第1期的毕业生。受到父亲的刺激,朱安琪也加入并且成为了中华航空学校第3期的学生。朱安琪于1939年完成飞行训练后,草草完成高中11年级的课程,就搭上了汎美航空公司(PAN AM)的马丁M-130水上飞机「中国飞剪号」(China Clipper),启程前往远东。

4大队23中队飞行员与P-40K战斗机合影。(朱安琪教官提供)

朱安琪表示,在那个时代搭飞机与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需要在夏威夷、中途岛、威克岛、关岛与菲律宾等地方降落补给,所以他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到达香港。抵达香港后,朱安琪还必须要搭船前往越南海防,接着再由火车送往空军官校所在地昆明。在那里,他成为了空军官校第11期的学生,从中级飞行训练开始。

天赋异禀的朱安琪,于1941年由空军官校毕业,随即被派往新疆伊寧教导总队学习驾驶苏联I-16驱逐机。1942年秋天,从伊寧教导总队完训的朱安琪被分发到了已被改名为「无名大队」的空军第5大队第29中队,开始驾驶I-16驱逐机从兰州基地起飞,投入对日抗战。只是这段时间,中国战场的空中作战任务已经由陈纳德将军指挥的驻华航空特遣队(China Air Task Force)所一手包办。

在日本陆军航空队驻华主力都集中精力于华中战场上应付美军之际,处于復原阶段中的中华民国空军根本没有机会在空中与敌机交火。因此,朱安琪从参加抗战开始到结束,打击的始终都是日军的地面目标。直到1943年,中国空军的復原情况开始有显着的改善,朱安琪便被调第4大队第23中队,然后前往印度接收P-40K战斗机。

支援衡阳保卫战

驾驶着P-40K战斗机经由驼峰回到国内后,朱安琪随第4大队第23中队一起进驻重庆白市驿机场。紧接着,他们以湖北省恩施做为前进基地,于鄂西会战与常德会战期间投入对地打击任务。朱安琪表示,相较于飞太猛就会失速的I-16驱逐机,P-40飞起来简单许多,而且又有坚固的装甲保护,实在是一款不可多得的好飞机。

1944年6月,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日军动员52万人的兵力发起了「一号作战」。在情报失灵,且国军主力部队被调往滇缅战场的情况下,日军由华北一路势如破竹的打到华中。就连一连挡下日军攻势三次的长沙,也在6月19日沦陷。只是当他们南下到达衡阳的时候,却遭到方先军军长指挥的陆军第10军官兵顽强抵抗。

为了支援遭到日军优势兵力包围,但是却丝毫不退却的衡阳守军,空军第4大队从21、22与23中队中抽调出25架P-40战斗机,在高又新带领下进驻湖南芷江。朱安琪表示,当时已经被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隶属于美军第14航空军的第5大队也在芷江。由于双方指挥体系完全不同的缘故,第4大队与第5大队不会一起执行任务。

然而,这也意味着有「皇家空军」称呼的第4大队,是衡阳保卫战期间唯一一支为第10军提供支援的正宗中国空军。根据当时担任中尉分队长的朱安琪回忆,4大队在芷江待了10天左右,每次派遣一架到四架的P-40前往衡阳以人员杀伤弹攻击日军。他指出,人员杀伤弹一綑投下去就是12枚一起爆炸,杀伤力相当惊人。

由于P-40相当坚固,驾驶舱前后方与左右都是钢板,因此他们在执行低空扫射任务时很难被日本人打下去。朱安琪表示,他低空飞行时所看到的就是一堆曳光弹往自己的方向射来,绝大多数都不会击中飞机。假若真的发生P-40被击中,甚至于击落的事件,那也只能够算飞行员自己倒楣。而朱安琪在空军官校的同学陈祥荣,就真的在支援衡阳期间不幸遭到日军击落。

幸运的是,陈祥荣获得第10军官兵的冒死营救,平安被送入了衡阳。他马上在军长方先觉将军的任命下,担任陆军第10军与空军第4大队的无线电陆空联络官。也就是在陈祥荣提供的情报下,朱安琪他们才知道每次P-40往地面投人员杀伤弹的时候,日本人都躲到树荫底下,因此实际上给敌人造成的损伤不是太大。

可能是对地支援效果不佳的原因,第4大队的25架飞机在芷江没有待很久就被调回了白市驿。衡阳守军抵抗到1944年8月8日,也因为伤亡殆尽而宣布与日军停战。幸运的是,陈祥荣早已在方先觉军长安排下突围离开了衡阳,否则空军人员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往往不会有好下场。可歌可泣的衡阳保卫战虽然以国军失败告终,但是朱安琪的抗战生涯却尚未落幕。

接收P-51野马机

伴随着日本战败的脚步日益逼近,空军第4大队也跟在第3与第5大队的后面接收了P-51野马式战斗机。朱安琪表示,P-51装有副油箱,航程是P-40战斗机所永远追赶不障的。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第4大队不再被动回应来自于日军的挑战,而是主动对中国沿海地区几个敌人占领的大城市实施远程攻击。其中空袭杭州、南京与徐州的任务,朱安琪都有参加。

或许是受够了单调的对地打击任务,第4大队接收P-51后主要目的就是找寻在中国战场上残存下来的日军飞机,然后再把它们一架一架击落。朱安琪还记得出击杭州的那次任务,23中队总共派出四架飞机,并且由舒鹤年领队。由于其中一架僚机故障的原因,包括朱安琪在内,23中队实际上飞到杭州的P-51野马机只有三架。

不过,在他们的上空,还有第21中队约10架P-51在盘旋。原来,那次任务中,第23中队的任务是故意低空飞行到中华民国空军的摇篮,也就是笕桥机场上空引诱日军飞机起飞拦截。等到日本飞机升空后,第21中队的野马机再俯衝下来把它们通通消灭。可惜那次不知道日本人是真的没飞机了还是没有上国军的当,面对P-51的来袭居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于是,朱安琪他们就在舒鹤年带领下,低空扫射笕桥机场内的日军机棚,直到打到起火燃烧以后,才头也不回的飞回恩施基地。第二次攻击南京的时候,第23中队的飞机与大编队一起维持在8,000呎高空。这次,他们同样在空中等待日军飞机起飞拦截。不过日本人还是与上次空袭杭州时一样没有任何反应。所以朱安琪他们只能够在对明故宫机场进行轮番扫射后,打光所有子弹后返航。

儘管到了此刻,第4大队在装备与训练上都已经明显超过了日本人,但是在执行任务时还是难以避免飞行人员的牺牲。朱安琪还记得,出击徐州的那次任务中,他的同学严仁典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对于这件事情,朱安琪直到今天还是耿耿于怀,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看到过老同学的下落。拥有了像P-51这样优秀的战斗机还发生这种牺牲,让老先生感到非常不值。

1945年8月15日那天,人在白市驿机场的朱安琪突然看到邻近的美军官兵在往空中发射曳光弹,看似在庆祝什么大事情。随后,又有军人与老百姓在交头接耳,讨论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朱安琪起初不相信战争就这样结束了,于是亲自去询问空军第1路军司令张廷孟。结果就从自己的长官口中,朱安琪被告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

永远的上尉

由于朱安琪是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前回到中国参战,违反了当时美国的《中立法案》,因此他的公民权从加入国军的那一刻起就被取消掉。虽然伴随着美国的对日宣战,朱安琪的公民权理应马上恢復,但是全神专注于与日军作战的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这些问题。抗战胜利后,朱安琪怀抱着对中华民国与国军的忠贞也没有马上办理恢復美国国籍的相关事宜,而是跟着空军一起投入内战。

年过9旬的朱安琪教官,与P-40战机模型合影。(许剑虹拍摄)

在国共内战时,朱安琪有过许多英勇的表现。他曾经冒险驾驶L-5联络机一架到保定救出遭共军击落的飞行员,也就是后来在台湾成为中华民国参谋总长的陈燊龄。只是朱安琪执行了那么多次成功的作战任务,他还是无法避免自己在一次空袭石家庄的任务时因P-51座机遭到共军炮火击伤而在「匪区」迫降,并且成为中共的俘虏。

急需航空人才以发展空军的中共,在得知朱安琪是从美国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飞行员后,开始积极网罗他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己力。家人都在美国的朱安琪,本身与共产党素无恩怨瓜葛,但是出于对中华民国的忠诚,他还是婉拒了中共方面的请求。而人在旧金山的老父亲朱忠存则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成功说服美国国务院与驻华大使馆介入此事。

考量到朱安琪参加的是同盟国的飞行部队,而且在盟军击败日军的过程中出了很大的力量,美国国务院先是批准恢復了他的国籍,然后再让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出面与向中共方面要求放人。朱安琪被俘虏了两个半月,任凭中共怎样恩威并施,他都不愿意「弃暗投明」加入解放军。中共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将朱安琪送到天津释放。

朱安琪教官家里的收藏,纪念了相当多的服役岁月,也可见他对国家的热爱。(许剑虹摄影)

只是当朱安琪一返回第4大队在北平南苑机场的基地,迎接他的并不是空军的盛大欢迎,而是被下令停飞的命运。原来国民政府害怕从「匪区」归来的朱安琪已经受到共产党的洗脑,很有可能在未来驾机投敌,或者做出其他伤害空军的事情,所以不愿意再让他执行任何飞行任务。由于无法继续在空军发展,朱安琪唯一的选择,就是返回自己的侨居地美国。

然而,当时中华民国空军总司令部才成立不久,还没有建立起正式的退除役制度。况且朱安琪当时还非常年轻,并没有到可以退休的年纪。于是在总司令周至柔将军商量之后,他最后是以「留职停薪」的方式离开空军,带着新婚的妻子蒋有贤及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朱世正一同回到了美国。当然,因为是「留职停薪」的缘故,今年已经93岁的朱安琪没有从空军手中拿到一毛退休金。

儘管政府与空军曾经对不起他,朱安琪却从来没有减少过自己对中华民国一丝一毫的热爱。为了巩固美国政界、军界与侨界对台湾的支持,朱安琪在旧金山创办了会员数一度高达300人的侨美中华民国空军同学会。随后,这个组织又与空军大鹏联谊会合併,所以又由朱安琪兼任两个团体的会长。直到今天,他还时时刻刻与空军保持联繫,在旧金山替中华民国发声。

而每当被问及为什么身为一位美国人,要如此任劳任怨的替与自己没有什么特殊渊源的台湾服务的时候,朱安琪的标准答案永远都是他在1947年是因为「留职停薪」而离开中华民国空军,并没有办理正式的退役手续。换言之,直到现在他都还是中华民国空军的上尉飞行员。也因此,无论是在旧金山还是台湾,朱安琪都被称呼为「永远的上尉」。

(中时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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