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平顶山大屠杀、731部队、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三光作战以及浙赣大屠杀等战争暴行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认可日本对中华民国的侵略。哪怕是在战场上做为日军盟友的华北治安军与和平建国军士兵,在面对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武装衝突时,也没有一个人会发自内心的希望自己的同胞输掉。

不过提到日本与美国、英国还有荷兰等西方国家的战争时,中国人支持的对象未必就如同我们想像的那么一致了。今日无论是在台北的中华民国还是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统上都声称自己是二战期间重庆国民政府的继承人,因此在对太平洋战争的解释上自然也延续当年蒋中正的立场,那就是与西方盟国同仇敌忾。

这样做的原因,除了有对日本刻骨铭心的仇恨外,同时也有在国际上争取外交地位的现实主义考量。毕竟今天中国人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务理事国的席位就是当年重庆政府打下来的,因此中共无论多么讨厌「美英帝国主义」,多么否定中华民国的存在,也不可能批判国民政府在1941年12月9日跟随着美国与英国的脚步向日本宣战的决定。

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无论是国民党执政也好,民进党执政也罢,也无法与重庆的那个「二战中国」做到完全的一刀两断。无论如何,今天国民党与民进党都是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享受政治权力的。中华民国能够合法在台湾与澎湖群岛统治的基础,也来自于国民政府参加了同盟国的这个关键决定。否定了这一切,台湾就将失去做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一切合法性与正当性。

然而,如果把我们把眼光拉回到75年前,也就是那个日军势力横扫整个西太平洋与东南亚的时代,中国人的想法可不尽然是那么一条心的与盟国同在。哪怕是从中国本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即便日军不可能完全击败美军,人们也必须要考量到日本迫使美国进行政治谈判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总还是会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人,选择与轴心国站在同一阵线。

更何况在许多中国民族主义者与知识份子的眼中,欧美国家200年来对中国的侵略与殖民压迫,程度是一点也不会输给日本的。他们未必每一个都相信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也不尽然通通都希望日军胜利,但是当得知从鸦片战争时代开始到八国联军时代为止,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的英国、美国还有荷兰军队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消息时,还是会忍不住的在内心中鼓掌叫好。

在日军的宣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亚洲是由西方白种人统治的殖民地。(网路照片)
在日军的宣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亚洲是由西方白种人统治的殖民地。(网路照片)

有色人种的胜利

面对在全球都有殖民地的大英帝国,还有工业能力超级强大的美国,日本深知唯一让自己在这场太平洋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方式,就是将原本与中国人之间的武装衝突转化为一场黄种人对白人殖民主义者的抵抗。所以其实早在珍珠港事变以前,日军与汪精卫政权就有意识的将沦陷区中国民眾的民族主义由原来的反日导向反对英美。

考量到美国工业实力太强,而且除了参加过八国联军外,在歷史上也不曾侵略过中国,因此日本从1938年开始在沦陷区推动的反西方教育是以英国人为主要目标。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黄东表示,日本透过由前北洋政府人士组成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便多次在北京、天津、太原、济南与青岛等华北重镇召开过反英大会。

这些反英大会的目的,是透过清算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以及八国联军等英国歷次侵略中国的事蹟,塑造并强化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仇恨。等到珍珠港事变爆发以后,美国也被纳入了日本与汪精卫政权攻击的目标。考量到美国与中国并没有直接的仇恨,日本的反美教育由文化角度出发,强调自由主义对东方传统价值的侵略与破坏。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将这场战争定位为一场恢復东亚古老传统秩序的战争。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宣传强调:「此次战争是对美英东亚政策的清算,美英等旧秩序国家长期以来,为维持其势力和妄想达到东亚称霸的野心,打着和平的幌子,助长东亚祸乱。此次战争是解放东亚的大好时机,是日华满三国为了民族自卫和建立东亚共荣而进行的圣战。」

为了让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宣传属实,日军在对东南亚欧美殖民地发起进攻的同时,也进军上海、天津、广州与厦门鼓浪屿的美英租界,然后再将他们通通归还给汪精卫政权。此举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汪精卫政权的正当性,也迫使在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与英美等国签署《平等新约》的谈判,以防止中华民族主义的道统为南京所抢去。

日军在东南亚的胜利,也同样对许多沦陷区居民带来了士气上的鼓舞。由汪精卫政权组织的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就特地在1942年5月出版了一本《新加坡陷落为大东亚枢纽论文集》,歌颂日军在东南亚取得的成就。这本论文集将太平洋战争解释为「黄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解放战,是亚细亚各民族,对资本主义侵略国家的总动员战争。」

每当香港、马尼拉、新加坡以及仰光等东南亚战略据点陷落时,汪精卫政权也会组织青年学子上街头庆祝。许多在沦陷区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并不瞭解这其实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延续,甚至还以为是中国的军队从美英手中解放了东南亚的殖民地。当年在河北省唐山读书的马素芸老太太,就回忆老师当年告诉他们日军攻陷的印尼苏门答腊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在日本与汪精卫政权的宣传下,太平洋战争被形容成了一场东洋王道文化驱逐西洋腐朽文明的战争。不仅美国推广的自由、民主与多元价值被视为殖民、侵略与淫乱的代名词,英语在沦陷区内也是完全被查禁。在南京国民政府与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推动下,青年学生被告知要以自己中华民族的文化还有语言为荣。唯一可以学习的外国语言,只有日本话。

战时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前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寿平就表示,汪精卫政权利用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在沦陷区大力推动中华文化教育,所以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沦陷区学生的国学程度普遍比大后方还要高。只是这个政策所换来的结果,是在立场上亲近欧美自由主义,甚至稍微会一点英语的中国知识份子,都有可能遭到残酷的政治打压。

因为会英文就遭到迫害的极端案例,发生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的山西省省会太原。日军曾经召集了一批知识份子,并丢给他们几本英语课本让他们当眾朗读。只要能够顺利读出一段英文的人,就会被无情的杀害。在日本占领区,任何崇尚西洋歷史、戏剧与文化,喜爱好莱坞电影的中国人,都有可能被怀疑是潜在的「重庆份子」。

只是出于避免树敌太多的政治考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待沦陷区里的中国人,至少是大型城市里面的中国人态度已经比抗战初期改善许多。出于强调中华民国是日本帝国平等盟国的目的,包括《鸦片战争》与《怒吼吧!中国》等强调中华民族主义的电影也被批准在沦陷区上映。只是这个中华民族主义的敌人,绝对不能够包括日本而已。

有趣的是,即便是汪精卫政府的官员也知道日本迟早会战败。所以在替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宣传背书的同时,他们也暗中做出一些保护英美,尤其是美国顏面的事情。张寿平表示他所就读的南京政府中央大学,原本是由美国美以美教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创办的金陵大学旧址改建。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随国民政府迁往四川,其校舍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由日军接管。

后来汪精卫出面,以建设中央大学的名义跟日本人要回了金陵大学的校舍。张寿平在中央大学的老师龙沐勛,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而且也是汪精卫的亲信,便暗中保护许多由美国人遗留下来的设施。未来假若是美军赢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他们就会将这些设施原封不动的交还给美国人。至于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张寿平也指出其实没有多少中国人是真正相信的。

不过从客观角度讲,他仍认为战争的扩大总体而言是对中国有利的。一来如果日本不挑起与美英的战争,重庆国民政府不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二来则是当日本将侵略的目标由中国转向东南亚与太平洋以后,中国人在战场上伤亡的程度也理所当然被大幅度的降低。甚至,日本人也为了维繫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邦谊而开始讨好起中国人来了。

所以从保卫中华民国国民生命福祉的角度来看,张寿平认为汪精卫政权还是有非常大的功劳。等到日本即将战败之际,中美空军混合团与美国陆军航空军的飞机开始飞临南京与上海等地炸射日军,汪精卫政权与沦陷区的老百姓一改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态度开始支持盟军。张寿平指出,老百姓与和平建国军的官兵甚至会故意放冲天炮,将日军目标的正确位置告知美军飞行员。

在日本人的宣传中,原本被西方殖民与统治的亚洲国家都得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得到了独立与尊严。(网路照片)
在日本人的宣传中,原本被西方殖民与统治的亚洲国家都得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得到了独立与尊严。(网路照片)

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战争

在沦陷区的城市,老百姓的态度与张寿平一样,大多数是对美日战争先持观望态度,等待出现了明显胜利者的时候才公然或暗中表态自己支持谁。不过在乡村地区的情况则十分不同,一般农民群眾没有办法接收到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讯息,而且也仍然是日军「三光作战」暴行的主要施暴对象,所以他们在认知上往往是「谁打日本鬼子,我就支持谁」。

至于在沦陷区的抵抗力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游击队对美日战争的爆发有非常不一样的看法。在抗战初期,日本人把国民政府视为首要打击对象,刻意在宣传上抹黑重庆为受英美势力控制,为国际犹太势力服务的魁儡政权。蒋中正被描述为「美国马萨诸塞结社之巴葛陀结社之社员」,宋美龄则被形容为「国际犹太财阀所支持之大银行家之女」。

不过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虽然深知自己无法说服蒋中正的中央政府与日本站在一起,但是却致力于争取东北军、晋绥军与西北军等地方部队,还有在沦陷区的国民党系统游击武装支持。由于孙中山总理生前是大亚洲主义的主张者,所以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直认为相较于主张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国民党更能够成为自己意识形态上的盟友。

当然日本人也知道,在蒋中正不愿意参加大东亚战争的情况下,自己是没有办法动员任何中国人去与西方势力作战的。所以包括华北治安军、和平建国军还有一切与日本结盟或者半结盟的中国武装,主要都被投入与对付中共8路军与新4军的扫荡与清乡行动中。日本人设法灌输他们,与中共的作战也是与美英作战的一部份。

有鑑于日本人将物产丰富的华北视为「大东亚圣战」的战略后方,在当地活动的8路军也就理所当然成为日军极力扫荡的对象。在此一思维指导下,华北战场就变成了一个中日结盟对抗欧美与苏联代理人势力的中华文化保卫战。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宣传就指出:「当前华北面对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及共军,它与美英的阴谋串通一气,助长华北的祸患,必须将此事实更加明显的揭露出来。」

8路军与新4军在「抗日根据地」里,以推行「三三制」民主还有剷除「汉奸」为名,对地方旧秩序的破坏与清洗,也确实让许多保守的华北居民相信共产党是比日本侵略者还要更邪恶的「外来势力」。他们普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潜伏在华北的「第五纵队」,表面上虽然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但实际上是为苏联人的利益服务。

抗战期间在赵保原将军指挥的莱阳保安团服务的王从志先生,就表示自己在浮南乡当副乡长的哥哥王本农,还有担任乡长的堂哥王本泥,都在8路军的势力进入莱阳以后莫名其妙的被当成革命的对象杀死了。王从志指出,中共在他们老家杀的人比日本人还要多,而且手段也更加残酷,所以赵保原将军决定利用日军替自己剷除8路军,以确保抗战胜利时中央军可以更顺利的接收莱阳。

曾经在8路军担任娃娃兵的王和顺先生,也曾亲眼目睹共产党将国民党干部拖到街上斩首示眾的画面。不过最令他难以忍受的,可能还是共产党对地方传统文化的破坏。他表示自己就被共产党以「反封建」的名义,被动员去拆除地方上的庙宇。后来中共在地方搞政治斗争越演越烈,最后甚至还要动到王和顺本人的头上去。出于自保,王和顺才决定离开山东老家,前往河北参加华北治安军。

张寿平也表示,他曾经在老师龙沐勛的要求下,到乡下去教书,并且顺便与国共两党的军队还有和平军官兵接触,认识「真正的中国」。他还记得当时的新4军干部与官兵们普遍将苏联视为无产阶级祖国看待,而且还宣称要消灭传统中华文化。当时张寿平对这些新4军的想法,就是为什么他们心中的英雄是马克思与列寧,而不是文天祥与史可法呢?

儘管确实是在战场上与日军合作围剿过8路军与新4军,但是这些老前辈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日本人的盟友。他们绝大多数相信,自己只是在做重庆国民政府没有办法做的事情,那就是利用「次要敌人」日本人的资源去对付「主要敌人」共产党。在重庆没有办法公然宣布放弃「国共合作」的口号下,他们认为唯有靠这样的方式才能够为中华民国守住沦陷区的土地。

而在利用日本人打击共产党的同时,他们也并没有完全放弃抗日的目标。比方说王和顺服务的华北治安军第2集团第8团,每当在战场上遇到8路军的时候还是会故意往天空放枪。他们尽可能的让日军与中共相互消耗,但自己绝对不参加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曾经参加过三到四次扫荡任务的王和顺坦承,自己每次出击都只是向天空不断开枪,通常开一个小时的枪战斗就结束了。

至于王从志的部队,如果在战场上与日军大部队遭遇,就会把8路军根据地的位置用旗语告诉他们。可是一旦碰到的是小股日军部队,或者是一两名日本士兵的时候,莱阳保安团就会把他们通通杀掉灭口。越到战争末期,随着日本即将战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这些日军在华北战场上的反共盟友的配合度也越来越消极。就算会积极作战者,服从的也是重庆,而不是日本人的命令。

可能是因为没有得到美军援助,甚至还常常被当成日军一起遭到美机轰炸的原因,这些在敌后作战的治安军、和平军与国民党游击队普遍把太平洋战争定位为一场「狗咬狗」的战争。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美国人、苏联人还是日本人都是践踏中华民国国土或者中华传统文化的外来侵略者。王从志就表示,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曾经贩售钢铁、军火与石油给日本,所以也是侵华战争的帮凶。

只是根据重庆方面的命令,他们还是会对在沦陷区上空遭到击落的国军或者美军飞行员提供援助。不过在沦陷区打游击的国民党官兵们常常忍不住抱怨蒋中正政权把自己与同盟国绑得太紧,以至于中华民国无法如同泰国那般以更灵活的外交手腕周旋于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阵营之间。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华民国在雅尔达会议上遭到盟国出卖,共产党也逮到席卷中国大陆的千载难逢好机会。

1940年6月,豫北游击总队司令刘昌义率部接受日军改编为和平建国军战编第21师。虽然是诈降,但是却给人们建立了国民党游击队比中共更容易动摇的政治形象。(网路照片)
1940年6月,豫北游击总队司令刘昌义率部接受日军改编为和平建国军战编第21师。虽然是诈降,但是却给人们建立了国民党游击队比中共更容易动摇的政治形象。(网路照片)

打造坚定不移的抗日游击队

身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无论是从阶级斗争还是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毛泽东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仇恨,比起日本人与国民党而言都只有更多而没有更少。与汪精卫一样,毛泽东痛恨欧美国家侵略、瓜分与殖民中国的歷史。甚至到了1939年,他还一度误判英美两国会在亚洲搞「远东慕尼黑」,把中华民国的权益卖给日本人,然后与德义日三国结盟共同对抗苏联。

结果反而是「苏联老大哥」为了专心对付德国,率先在1941年3月与日本签署了《日苏互不侵犯协议》,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坛上一度处于十分尷尬的位置。不过无论如何,苏联虽然没有马上参与对日作战,但好歹也还是与美英结盟对抗希特勒,所以毛泽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决定暂时搁置与华府还有伦敦的矛盾,与重庆一同加入了同盟国的阵营。

早在1941年12月9日,也就是中华民国对日本正式宣战的同一天,延安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将美英荷三国,还有东南亚人民与华侨与日军的战争,定位为「太平洋地区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抛弃了对美国与英国的阶级成见,将太平洋战争定位为了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于是,在香港、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还有印尼的左派华人,不仅停止了过去针对殖民政府的罢工运动,而且还在中共的要求下组织义勇军配合英国、美国与荷兰的军队作战。同时,8路军与新4军也将自己在华北与华中的游击战定位为太平洋战争的一部份。而他们对占领区的各种骚扰与破坏,虽然无法给日军带来致命打击,但也确实在经济与心理上侵蚀了日本的战争机器。

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即便与亲近美国的重庆国民政府比起来,没有执政爆发而且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共,看起来也似乎更加欢迎外来文化。为了统战美国人,周恩来更透过《新华日报》发表许多支持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的文章,对国民政府的威信带来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受到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影响,许多美国记者、外交官与军人也相信,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不容易与日本人妥协。而且他们还是在缺乏美国军事援助与外交承认的情况下,一群坚持保家卫国的侠盗「罗宾汉」。

就算共产党宣传的民主与美国的有非常大的差距,好歹他们支持的还是多元的国际主义。至于汪精卫政权与国民党的游击队,似乎信仰的还是如同纳粹与法西斯那般的儒家右翼保守主义。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华北政务委员会与汪精卫政权攻击延安搞「一杯水主义」,鼓吹共产党人鼓励男女关系混乱的政治文宣上看出。

何况部份的国民党官员,也确实在言行上表现出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与强烈的黄种人种族主义。这些都再再的让一些美国人(尤其是左派的美国人)相信中共在面对日本侵略的时候,比国民党更加难以向鼓吹黄种人大团结的敌人妥协。而事实上根据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报告,还有许多住在沦陷区的长辈们回忆,国民党游击队与情报人员确实也是比较容易向日本人屈服。

中共的所谓抗战,主要当然是回应日军的扫荡。只要日军不向8路军的根据地发起进攻,毛泽东也绝不会轻易让共军出击。但是在被视为战略大后方的华北占领区,有一个在宣扬国际主义与抗日思想的中共存在,对于汪精卫政权的统治与存在就会带来政治上的威胁。这种政治上的威胁只要不消失,日军就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对占领区的巩固。

更重要的是,一旦日军对中共根据地发起攻势,那8路军如果不是提前收到情报撤退,就是与敌人战斗到不剩下最后一兵一卒。许多被命令用来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8路军与民兵单位,表现的尤其是英勇坚决。就连当年极度痛恨中共的王从志老先生,提及中共与日军作战的态度时,也忍不住讚扬8路军在山东战场上是真正抗日的力量。

来自山东诸城的李恩涵教授,就曾经指出日本宪兵队如果逮捕到的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通常是打一顿就会放走,但是如果抓到的是替8路军服务的交通员就非要枪毙不可。此种令日本人无法说服,无法利诱,无法收买的「绝不妥协」气势,也让包括冈村寧次在内的许多日军将领相信中国民族主义的真正代表既不在南京也不在重庆,而是在延安。

确实,国军在华中与滇缅战场上对日军造成的杀伤是中共所远远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从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来看,重庆是因为取得了美国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才能取得如此成就。相反的,共产党可以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依靠对意识形态的强烈信仰与庞大的群眾动员能力,给华北战场上的日军士气带来如此大的打击。

虽然在抗战时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反日领袖,但毛泽东本人却还是受到了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理念的启发。(网路照片)
虽然在抗战时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反日领袖,但毛泽东本人却还是受到了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理念的启发。(网路照片)

这些表现与行为,让华北日军在把8路军的敌后根据地往死里打的同时,又对毛泽东与共产党产生了很强烈的敬佩。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美军第14航空军在华北战场上执行铁路打击任务的时候,飞行员收到的指示也是假若飞机被击伤或者击落,一定要飞到8路军的根据地才能跳伞。因为比起共产党的游击队而言,国民党的显然更容易因为「意志不坚定而动摇妥协」。

只是与美国人不同的地方,是认知自己即将战败的日本人知道,中共今天不会跟日军妥协,未来也不会跟美军妥协。所以与其让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国建立一个让日本没有活动空间的战后亚洲新秩序,倒不如让共产党拿下未来中国的执政权。面对一个对西方意识形态强烈排斥,又高度强调草根民族主义的红色中国,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会在战后更加需要来自于日本的帮助。

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日本人在抗战末期发动「一号作战」,将国军在河南省、湖南省与广西省的主力部队彻底击溃,替中共在战后建立「新中国」的人民革命扫除障碍。包括石原莞尔在内的许多日本右派甚至还相信,由自己所一手提倡的大亚洲主义理念,最后还要依靠毛泽东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才能实现。而这盘赌局,日本人其实也是下对了。

大亚洲主义的最终继承者

等到抗战胜利以后,中共一反抗战时亲美的姿态,将原本用于对付侵华日军的草根民族主义用来对付协助国军接收与受降的美军。尤其是在1946年底在北平爆发的沈崇事件,更是让中共操纵出了席卷全国的反美浪潮。就连当时才刚刚光復回归祖国的台湾,也出现了学生走上街头,发出要求美军停止干预国共内战并且撤出中国的声音。

尤其是在昔日的沦陷区,青年学生受到过往「大东亚战争」宣传,盟军空袭的惨痛记忆,还有国府接收人员令人失望的表现影响,反对美国与反对政府的声音更加容易为中共所挑起。最终,驻防于河北省与山东省的美军陆战队伴随着马歇尔将军的调停失败陆续撤出中国。出于降低中国人的反美情绪,美国也宣布对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逆转了整个原本不利于中共的内战局势。

而正如抗战期间的日军所预料,毛泽东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也确实有意接替日本人继续推动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透过在韩战中与美军打出一个平手的亮眼成绩,中共取代了1942年的日本成为了东南亚小国心目中「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希望。以这个威望为基础,北京又与印尼苏卡诺政府于1955年在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Asian-African Conference)。

所谓的第一次亚非会议,相当程度上是1943年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之翻版。除了立场明显亲美的中华民国与大韩民国被排除在外,其他所有的亚洲国家,包括西贡的越南共和国政府都派出代表参加了此会议。与周恩来一起主持此会议的印尼总统苏卡诺(Soekarno),更曾在1942年配合日军进攻东印度的荷兰军队。

更有趣的地方,是与美国有同盟条约的日本居然也派了代表参加此一主张「不结盟运动」的会议。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在1944年发动「一号作战」是一个多么深谋远虑的行为。因为战后东亚只要出现美国、苏联以及中共三方对抗的局面,那么日本不仅会成为美苏两强拉拢的对象,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中共争取推行「新大东亚共荣圈」的合作伙伴。

就如同日本人所预料的那样,主张农民民族主义的中共以一种独特的模式延续了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也得以政治上与美国还有台湾结盟,但是却在经济上与大陆建立紧密关系,在与各大强权的来回互动中得到各种好处。而毛泽东本人,除非在日军威胁到中共生存的情况下,对于日本战时推广的大亚洲主义也十分认同。

所以在1972年2月爆发了「尼克森震撼」之后,日本田中角荣首相马上于当年9月访问大陆,并且与毛泽东两人共同实践了北京与东京的「关系正常化」。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以前,中共与日本都维持着极度密切的外交关系。要等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北京才出于煽动民族主义巩固政权的考量,与东京渐行渐远。

随着中共与日本的关系因为歷史与领土问题逐渐恶化,东京也只能够强化与昔日敌人美国的安全合作。慢慢的,日本政府也成为了昔日军国主义右派们所最看不起的「西方帝国主义走狗」。相反的,中共却在国力逐渐走向强大以后,开始挑战美国所设立的战后亚太新秩序。曾经在沦陷区反日最激烈的中共,今日却成为了大亚洲主义的最后继承者,也是歷史给人们开了一个最大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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