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教育部于今日正式宣布,要将教科书上「八年抗战」的内容改成「14年抗战」。此一做法,自然有政治上的目的,那就是向世人宣布中国共产党比中国国民党更早参加抗战。

也有人认为,蒋中正发表《庐山宣言》的1937年7月17日,可被视为国民政府对日本的非正式宣战日。
也有人认为,蒋中正发表《庐山宣言》的1937年7月17日,可被视为国民政府对日本的非正式宣战日。

抗战究竟何时开始?

只不过,即便把对日抗战爆发的日子提早到1931年的9月18日,恐怕也无法改变中华民国国军是这场反侵略战争主力的歷史事实。首先,关于对日抗战爆发的日子究竟该是哪一天,两岸、日本与欧美史学界本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调。大多数的人认为,全面抗战,也就是一般人认知中的「八年抗战」爆发日是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的1937年7月7日。

但是也有人认为,卢沟桥事变只是西北军宋哲元部队与日本支那驻屯军的一场「局部衝突」,因此从严格的角度来论,抗战的真正爆发之日应该是1937年8月13日。这一天,中央军第88师主动向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攻击,可以做为中华民国以举国之力主动向日军作战的开端。还有更严谨的学者认为,要等到1938年4月1日国民党颁布《抗战建国纲领》,中国才正式进入战时状态。

甚至也有人认为,必须要等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跟在美国与英国后面对日本、德国以及义大利宣战,才能被视为中日交战的开始。由于日本帝国从来没有向中华民国宣战,因此从日本右派还有汪精卫政权的角度出发,中日两国不仅不是相互交战的敌国,而且还是并肩作战对抗西方帝国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的「盟友」。

相较于没有办法讲清楚何时开始投入对日作战的国民政府,中共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2年4月15日向日本宣战为例,找到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早抵抗侵略者的法理证明。然而宣战不宣战,与实际到底有没有作战其实是两回事。中华民国政府在1941年12月9日才对日本宣战,无法改变国军在前面四年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事实。

于嫩江桥南岸遭到马占山部队狙击的日本关东军。(新华社)
于嫩江桥南岸遭到马占山部队狙击的日本关东军。(新华社)

从东北抗战开始讲起

日本始终把中日战争定义为「支那事变」,但是却也无法否认蒋中正领导下的「重庆军」在中国战场上带给日军高达40万人的伤亡。因此所谓的「八年抗战」究竟谁是主力,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中共之所以想要强调1937年前六年「局部抗战」的歷史,其实只是要藉由这段时间蒋中正集中兵力围剿共产党,不愿意公然与日本撕破脸的「安内攘外」的政策,来给国民政府穿小鞋而已。

那么在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中国军队到底有没有起兵抵抗日军呢?如果有的话,这六年的时间又到底谁是抗日主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假若是东北三省境内的抗战,主力确实不是蒋中正领导的中央军。因为只要对中国近代史有瞭解者,就知道东三省指中都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地盘,从来不属于中央军活动的势力范围。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吉林省、黑龙江省与辽寧省境内没有驻防一支中央军嫡系部队的单位,所以如果有中国军队抵抗来犯的关东军,那也只有可能是东北军的功劳。而根据张学良少帅晚年的回忆,当时人在北平的他下达的是「不抵抗」的命令,因此东北是在没有大规模交战的情况下落入日本人手里的。然而蒋中正对东北军没有实际的指挥权,因此「不抵抗」之令不可能是由他所下。

固然,东北军并没有大规模抵抗关东军的入侵,但也不至于是完全没有抵抗。时任黑龙江省主席的东北军将领马占山,就率领手下20,000名兵力与来犯的30,000名日军血战嫩江。这场史称为「江桥抗战」,可以被视为中华民国国军与大日本帝国皇军首次的正式战斗。也因为「江桥抗战」,马占山成为了关内外人尽皆知的爱国民族英雄。

然而马占山终究只是一位马贼出身的军阀,没有坚定捍卫中华民国的情怀。他曾经一度在台籍外交官谢介石的游说下,在日本扶持的魁儡政权满洲国里担任黑龙江省的省主席与军政部部长。归顺了关东军不到一个月,他又因为害怕被扣上「汉奸」的帽子,而又带领手下背叛了满洲国,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继续推动「反满抗日运动」。

同样也有来自台湾,在北平活动的爱国志士丘念台先生号召同胞捐款支持马占山的抗日运动。不过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东北抗日义勇军终究只坚持到1933年就全面瓦解。他们有些人跟着马占山经由苏联逃回关内,有的人接受满洲国军的收编,也有些加入共产国际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自此以后,以东北军为主的抵抗力量完全的在满洲国境内销声匿迹。

由于与蒋中正理念不合的关系,返回关内的马占山拒绝了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的邀请。一直要等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才在蒋中正的邀请下出任东北挺进军司令,在山西省境内与由日军扶持的蒙古军作战。长期受到黄埔系将领打压的马占山,也在这段时间与中共8路军发展出紧密的合作关系。他甚至还于1938年8月底前往延安,在那里待了一个月,并且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

也因为在日本投降后,蒋中正的手下爱将杜聿明在接收东北的过程中有意排挤马占山,他一气之下脱离国民政府到北平养病去了。1949年1月31日,国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打开城门宣布北平「和平解放」,正式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跟着傅作义将军一起投共的,也包括在北平养病的马占山将军。实际上,马占山本人就是中共派去游说傅作义投降的说客之一。

曾担任过中华民国黑龙江省主席、满洲国黑龙江省主席、军政部长、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与东北挺进军司令的马占山将军,于1950年11月29日病逝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虽然没有人可以否定马占山是为极端亲近共产党的将领,但是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发生的一系列武装衝突中,是代表中华民国的东北军,而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日军作战的。

19路军直到今日还普遍被两岸视为「一二八事变」的抗战主力,但这背后又有多少国民政府刻意的政治与外交盘算呢?(中新社)
19路军直到今日还普遍被两岸视为「一二八事变」的抗战主力,但这背后又有多少国民政府刻意的政治与外交盘算呢?(中新社)

谁是「局部抗战」的主力?

所谓的「局部抗战」,并不是只发生于东北。这段时间在关内发生的大规模武装衝突有两场,一是1932年1月到3月之间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二则是1933年1月到3月之间发生于华北的长城抗战。在海峡两岸大多数人的认知中,这两场局部衝突的主力分别为粤军第19路军与西北军第29军,与中央军无关。

可实际上无论是「一二八事变」还是长城抗战,蒋中正都派遣了中央军嫡系部队直接参与。「一二八事变」一爆发,国民政府最精锐的第87师与第88师两个步兵师,在张治中将军的指挥下临时编成第5军派往上海,支援蒋光鼐与蔡廷锴的第19路军作战。另外还有包括税警总团和中央教导团等单位,也都先后投入了战斗。

蒋中正并没有像一般人认知的那般,对做为地方部队的第19路军见死不救。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期间为第19路军补充枪弹达1060余万发、手枪弹49.8万余发、各种炮弹7.34万余颗、手榴弹16、7万余枚、步枪1,500支、机关枪130架与各种火炮73门。第5军与第19路军也放下了彼此派系上的嫌隙,团结起来抵抗来犯日军。

有中华民国装甲兵之父之称,时任陆军第17军军长的徐庭瑶将军,也奉命在隔年爆发的长城抗战期间北上支援宋哲元的第29军作战。包括关麟徵、杜聿明、戴安澜与黄杰等「全面抗战」期间广为人知的国军名将,都是先在「局部抗战」期间的华北战场上先接受现代化战争的考验。也因为古北口与南天门两场战斗的失败,这些原本血气方刚的国军青年才俊们更知道不能与日本贸然开战。

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中央军在这些局部战斗中的贡献被人遗忘呢?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蒋中正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做好与日本全面开战的准备,因此他虽然暗中命令中央军参加战斗,但实际上并不希望东京方面认知国军的抵抗是来自中央政府的命令。实际上,当时日本政府内部还有相当庞大的主和派势力存在,因此蒋中正仍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中日衝突的希望。

不过光靠和平手段并无法遏阻日本主战派的野心,因此局部抵抗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为了撇清中央政府的责任,让中日战争的衝突不至于在国军尚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走上全面战争,蒋中正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一切的「功劳」都推卸给不那么接受自己指挥的「杂牌军」。因此在国民政府的有意安排下,第19路军与29军被宣传成了这两场局部衝突中的英雄部队。

出于不让日本人起疑的目的,蒋中正甚至还要求第5军的官兵穿上与第19路军一模一样的制服参战。长城抗战后,国民政府的宣传机器也是刻意抬高西北军的贡献。所谓「大刀队」的传奇,也是从这段时间就开始流传到全国各地的。可实际上真正在战场上英勇与日本人对抗,并且为此付出了惨重牺牲的仍旧是蒋中正的嫡系部队。

即便抹煞掉第5军与第17军不提,粤军第19路军与西北军第29军怎么样也都还是国军的队伍,与当时在江西顽抗国民政府进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没有一丁点的关系。第19路军后来虽因为与黄埔系的派系衝突而于1933年11月在中共支持下起兵造反,但是这场被称呼为「闽变」的歷史事件终究与一年前爆发的「一二八事变」没有关系。

仍被中共定义为烈士的东北抗联英雄李兆麟,极有可能是同时为军统工作的「双面谍」。(新华社)
仍被中共定义为烈士的东北抗联英雄李兆麟,极有可能是同时为军统工作的「双面谍」。(新华社)

东北抗日联军

「局部抗战」期间首都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在名义上已经对日本帝国宣战,但是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并没有在关内爆发的任何一场中日局部衝突中与日军战斗。后来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逃窜到延安的「长征」其实也与抗日没有一点的关系,毕竟日军活动的区域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华东的上海,而不是在中共逃往的陕北地区。

可能也知道工农红军拿不出什么抗日的战绩,中共只能以1935年5月在满洲国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做为自己参加过「局部抗战」的证明。确实有不少东北抗日联军的干部具备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而且他们在与关东军还有满洲国军交战的过程中,也有许多英勇与可歌可泣的表现。可实际上,东北抗日联军听从的对象始终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而不是在瑞金或者延安的中国共产党。

关于这一点,其实可以从东北抗日联军里有许多朝鲜籍与蒙古籍的干部就可以观察出来。这支部队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将东北、朝鲜与蒙古人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手中「解放」出来,而不是为中华民国政府收復失土。至于中华苏维埃政府,与东北抗日联军基本上处于失联状态之中,基本上无法对其运作说三道四。

即便是在国民政府同中共停战,并且将华北与华中的工农红军改编为8路军及新4军以后,延安也没有办法指挥杨靖宇跟周保中等中共党籍东北抗日联军领袖在关外的战斗。除了来自苏联的有限支援外,东北抗日联军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由于极度缺乏后勤补给,关东军与满洲国军始终把东北抗日联军当成「土匪」或者「马贼」看待而已。

只有由李兆麟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曾经在1939年5月到8月的诺蒙罕战役中因配合苏联红军,打过一些规模比较庞大的战斗。然而伴随着东京与莫斯科在1941年3月份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东北抗日联军的残余部队也在史达林的命令下陆续撤入西伯利亚。随后苏联承认满洲国,共产国际也停止了对关东军在东北势力的挑战。

看在接受国民党政府委任,潜伏到满洲国军队的白文麟老先生眼中,围剿东北抗日联军的战争充其量不过是苏联与日本的「代理人战争」。曾经围剿过周保中部队的白文麟表示,东北抗日联军虽然打击日本侵略者,但是推广的终究是国际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假若东北抗日联军赶走日本侵略者,也不过是把满洲国由原本的日本卫星国转为苏联卫星国而已。

他们所推动的暴力革命还有马克思主义,看在大多数严格遵守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家精神的东北人眼中也是格格不入的。等到退到西伯利亚后,东北抗日联军更被改编为简称「国际旅」的苏联红军第88旅。88旅的名人当中,也包括了后来成为北韩国父的金日成。这些都已经充分说明,史达林才是东北抗日联军幕后的指挥者。

就连在抗战胜利后,进入东北的中共8路军与新4军「嫡系人马」也与以周保中为首的抗日联军领袖存在着不少的衝突。而且就跟马占山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一样,东北抗日联军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派系问题。他们当中就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投靠了关东军,并且被改编为满洲国军调转枪口回头打自己人。其中东北抗日联军烈士杨靖宇,就是死在这些「叛徒」的手中。

理所当然的,这些参加过满洲国军或者与共产国际分道扬镳的前东北抗日联军人士都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收编。哪怕是死在军统地下工作人手中,直到今天都还被北京定位为英烈的李兆麟,根据奉戴笠之命执行刺杀任务的老前辈宗慧敏女士回忆,其实也是同时接受国共两党指派的「双面谍」。因此中共将东北抗日联军解读为自己领导「局部抗战」的证明,恐怕离史实还是有一段差距的。

(中时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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