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研究员邱文聪,也同样是经济民主连合智库对中政策组召集人,近日投书媒体对大同争议事件发表看法,他从各项现行法规中,整理出目前相关规范的漏洞应速填补,才不致使类似事件一再重演。

邱文聪分析,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五条之三「主权防卫条款」的修正与《反渗透法》的立法,已逐步架构出台湾在政治上的民主防卫机制雏形时,台湾对于中国凭藉经济锐实力图谋吞併台湾所使用的三种常见手段,仍欠缺完善的法制应对策略。

他表示,第一种运用经济锐实力的手段,是利用中国的国家资本或藉由在台代理人,渗透掌握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及国安相关产业。举凡媒体(包含有线无线与平面)、教育文化传播、电信通讯、交通运输、金融信用、国防及资通安全等事业,均为此一手段的渗透对象。虽然中资来台投资原则上需经事前许可,《大陆地区人民来臺投资许可办法》更禁止中国投资具政治社会文化敏感性或影响国安之事业,此外也有例如《广播电视法》、《公共电视法》、《有线广播电视法》、《电信法》、《电信管理法》、《天然气事业法》等法律,明定从业人员或经营者应限本国籍之人。邱文聪认为现行规范仍存在几个必须尽快填补的漏洞:

第一、受管制的中资范围是否及于资金「实质所有人」或「实质受益人」,并无明确规范,使中资容易藉人头、空壳公司摆脱限制,更可打扮成无特定渗透意图的财务性投资人进入台湾;二、受管制之敏感事业本身,在资金的投入上并无事前审核机制,难以核实有无实质中资参与;三、特定产业从业人员或经营者的国籍限制规定,除本身就有产业包含范围不足的问题外,也无法限制中国藉由在台代理人之手,介入原应禁止其从事或经营的事业。

邱文聪说,凡此种种,均为今日爆发大同公司及类似争议的真正症结所在,毕竟一个承作台湾国防资通与移民户政资讯系统的公司,其股权争夺所在正是红色渗透布局的战场;欠缺公权力对敏感与关键事业股权移转的事前管制,就只能任令私人在股东会现场各凭本事进行角力。

而根本解决之道,他认为除了应将禁止外(中)国人担任负责人或从业人员的规定扩及外(中)国之台湾代理人外,更应直接在上述敏感或影响国安产业的相关法令中,比照目前主管机关对金控公司负责人与大股东的适格性审查,并课予负责人、从业人员、大股东负有向主管机关揭露外(中)国委托人与实质受益人或实质所有人之义务,才能真正跨出防堵中国资本渗透的第一步。

同时,第二种运用经济锐实力之手段则是以各种经济诱因,将台湾的人力与技术吸往中国。台湾目前虽有《营业秘密法》,将「意图在外国、大陆地区、香港或澳门使用」而窃取企业营业秘密定为犯罪;投审会也应依《在大陆地区从事投资或技术合作许可办法》进行技术输出前把关。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支持的经济间谍,并非都以「意图在大陆港澳地区使用」的型态出现;投审会除事前审查外并无后续监督机制,不易察觉挂羊头卖狗肉之举;目前对违反投审会要求的结果仅以废止许可、限期改正与罚锾为主,难以遏止高额利益诱因驱动的经济间谍行为;对于拥有特定技术或知识人员的赴中移动,更欠缺相关管制。这些导致台湾智慧资产外流的漏洞已使在台的高科技(如台积电、美光、群创)、石化(如大连化工)与传产关键技术外泄至中国,亟需补救。

第三种运用经济锐实力的手段则是以台人或台企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为质,要胁勒赎配合中国做出矮化与伤害台湾之政治作为。艺人被道歉、厂商跪舔九二共识、企业被迫移除台湾主权象徵,都是中国运用此一手段的鲜明事例。近来虽因疫情危机、香港情势变化与美中角力牵动产业重新布局,大幅降低国人在中国投置的赌注规模,但未来对此等赴中追求个人或企业利益,一旦中国威胁翻脸,保住个人或企业利益所需付出的成本却要外部化由全体台湾人分担的经济活动,仍应有适当的法制应对策略,以降低化解中国此一手段的危害性。

最后,邱文聪强调确保台湾的关键与敏感产业不受红色资本渗透,让不该出去的技术与人力资产留在台湾,同时设法管控赴中淘金的成本外部化风险,是决定台湾能否在经济上建构民主防卫机制的三大关键。

(中时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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