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挖掘儿少性侵背后的结构因素,监委纪惠容等人日前启动通案调查,今天举行记者会表示,揭弊者常因势单力薄、碍于权势、机构文化、生活压力等,而不敢主动举发,一旦讲出来,在职场上可能会遭受不利对待,甚至因此被迫离职,或因案件未被妥善处理,产生「替代性创商症候群」或忧郁症等心理疾病,呼吁政府建立于机关之外的第三方调查与审议机制。

监委纪惠容、王美玉、张菊芳、叶大华于今年8月启动「政府对防范儿少性侵案件执行成效之探讨」通案调查研究」,针对监察院2009年7年至2020年7月,10年17件重大儿少性犯罪案件加以分析,依发生地点区分,11件学校、2件儿少机构、4件身障安置机构;其中13件行为人为老师、教练、长官等权势者。

进一步分析这17件类型,12件为「其中1名加害人侵害多名被害人」;5件属于「相互集体性侵」;其中4件出现「由被害人转为加害人」情形。

在调查访谈过程中,揭弊者表达的沉痛心声包括,因为揭弊,我成为麻烦制造者、全民公敌;单位的潜规则:「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学生遭侵害学校只考虑到老师;孩子遭到侵害,部分家长责怪孩子、责怪揭弊者;因为揭弊,我身心出了状况;因为揭弊,我「被」离职了;拚命揭弊,案件却遭忽视、轻判。

纪惠容指出,我国儿少性侵案件层出不穷、一再发生,通报案件仍居高不下,由于多数被害者选择隐忍,使得黑数持续存在;儿少或智能障碍者的陈述能力较一般成人差,导致起诉率偏低;对揭弊吹哨者保护不足。

「男性儿少碍于性别、文化等,被性侵案件比例增加」,叶大华表示,男性因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特别是男性阳刚文化被建构成的性游戏,或者性倾向歧视造成的性霸凌,易混淆实际侵害过程的界线。

谈到主动揭弊的个案偏低,叶大华说,目前校园缺乏友善且安全的举报文化,且狼师又易获得家长的信任,「应检讨揭弊文化与制度,不该和现行的责任通报制度相互替代」。她认为,国家介入提供心中创伤被害人,后续谘商治疗等必要赔偿,也是又别于惩处被害人的另一种平反。

张菊芳说,目前国际人权公约国内法化,包含性侵害犯罪防治等立法多年,但性侵案件仍居高不下,原因在于落实出现问题,包含性侵害案件要由专业人员处理、侦查审判要有专业人士协助问讯等。

4位监委疾声呼吁政府,应正视揭弊者的保护机制,如保护揭弊者身分与工作权;建构独立于机关之外的第三方调查与审议机制,以降低儿少性侵害犯罪黑数;加强儿童人权教育,打破不敢求助的沉默文化;应挹注资源,增加监控机制。

纪惠容补充,至于第三方调查与审议机制,要由中央或地方建置,仍需更深入了解,但很重要的是,不能有利害相关人在内,过往学校教师身兼调查委员时常官官相护,不了了之。王美玉指出,未来是否针对性侵害揭弊者建立专法,提供给立院、政院参考。

(中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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