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疫情持续失控,连带引发是要坚持「动态清零」抑或「与病毒共存」的讨论,大陆涉港学者田飞龙则直言,香港不能轻率和侥幸地企图躺平,与病毒共存,那样就不仅是抗疫失败,更是民生困顿以及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上的决定性失败。

北京航空航太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指出,香港第五次疫情爆发及其失控,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之一就是香港在中西方两种抗疫模式之间左右摇摆,防控体系和动员能力未真正达到大陆「动态清零」标准,导致清零时机延误和疫情扩大,增加再次清零的成本和风险,特区政府在这方面存在决策和执行的失误。

「抗疫是香港的大政治,事关民生正确,也事关国家政治的正确。」田飞龙还称,香港抗疫的摇摆和失误,有管治层面和社会层面之根源:香港公务员、甚至一般社会精英习惯于崇拜和追随西方价值和模式,不相信国家可以在抗疫上做得更好、更可持续及香港可以模仿跟上,也并不真正愿意回应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田飞龙强调,社会配合是动态清零的关键条件。西方社会也尝试过清零,但由于个人主义根深蒂固,社会自私而不自律,不愿意为集体和他人作出利益和权利的部分牺牲,导致系统性抗疫失败。

他更直言,事实上,与病毒共存是需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严重人道和人权代价的,是抗疫失败的无奈之举,绝不是优选路径。香港社会有个人主义基因,也有社会自律和集体互助的东方文化因数,港府和社会领袖应做好抗疫动员和心理引导,才能推动社会与政府一起实现清零目标。

田飞龙认为,动态清零模式和病毒共存模式是各自我调整中国和西方的抗疫模式。在对抗新冠病毒的全球平等竞赛中,就好比中国得80分、西方得40分,没有道理逼着中国放弃行之有效的优胜模式。而且,随着动态清零的经验和执行机制的成熟化,在社区精准封控,加上大规模疫苗接种的支撑下,动态清零是可持续的,也是总体成本越来越低的。

田飞龙说,反观西方的病毒共存模式放弃政府领导和社会共同努力,单方面依赖疫苗和自然感染,但对病毒变异及未来扩散的风险并无可靠的科学依据和控制能力,其总体成本只会越来越大。中国不会放弃行之有效且可持续的动态清零模式,香港唯有跟大陆共进退,才能维持繁荣稳定及在国家战略上不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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