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揭密》戈巴契夫：特别想到深圳看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何成功

前苏共总书记、前苏联唯一的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戈巴契夫8月30日以91高龄去世，他在担任苏联领导人期间的作为影响全世界，直到卸下职务后仍持续发生极重要作用。他对中国影响也特别巨大，在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后，让中国得以大幅裁军，将国家资源用于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戈巴契夫的「新思维」观念也影响中国期待对外开放的一代人，他可能感到遗憾的是，终其一生只看见改革开放在中国的收穫，却未能看到「新思维」在俄罗斯开花结果。

戈巴契夫在1980年代与美国总统雷根达成裁减核武协议，美俄结束冷战的事蹟让他与美国前雷根总统成为全球政治明星。在一股结束对立、推动和解的风潮下，声望如日中天的戈巴契夫在1989年5月访问中国，会见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等领导人。这是苏联首次有领导人访问北京，也是自中苏交恶30年来两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谈，此次访问也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

中苏关系正常化在当时最大的影响是降低两国的敌对关系，将中国歷史上最强大的敌人化敌为友，因此得以逐步进行裁军，将大部份的资源用于推动改革开放政策。在戈巴契夫访中之前的1987年，因为戈巴契夫的和平姿态，处于推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的中国已议论裁军多年，当时大约有323万解放军，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战争的风险大幅降低，裁军则加速推进，一直到苏联解体4年后的1995年，解放军裁减到200万左右，裁减部队人员超过1/3。此外大量原属于国防军事部门的军工企业亦转入开发民间业务，大幅减轻财政负担，对于中共将政策重心全数转移到经济建设有极大的助力。

但是苏联解体之后，戈巴契夫被不少大陆的学者或政治人物视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加上他在访中期间与北京天安门学运的关系，他的言论与着作一直是大陆政治上的禁忌。曾有媒体指出，戈巴契夫1990年曾在土耳其的美国大学表演讲时说：「我搞垮了苏联，我还要搞垮中国，这是我人生的两大理想。」北京光华管理学院一位国际关系教授曾与戈巴契夫见过数次，他向戈巴契夫求证这段演讲内容，戈巴契夫答道，他从未说过这些话，而且那一年也没有去土耳其访问。事后这位学者仔细查了一下，戈巴契夫确实未在1990年访问土耳其，而且土耳其也不存在一所谓「美国大学」。

这名学者还说，戈巴契夫本来是个很有趣的人，曾对他表示特别想到深圳看看，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因为他也想搞中国式的改革，但没有成功，而中国却成功了。他在苏联解体后曾多次想用访问中国，但北京一直未同意，几经周折，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戈巴契夫除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促成解放军大规模裁军之外，他后来造成苏联解体让苏联的军事工业技术与人才外流，中国也在这段时期获得大量的技术与较新的装备，大幅推进了中共军事工业的发展。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着名的瓦良格号航空母舰，从一艘已报废的未完成舰体，从脱离苏联的乌克兰手中购得后，最后改造成为中共首艘航空母舰，推动了中共航母建造的快速发展。许多大陆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在近30年来军事技术快速成长，苏联解体后的那波红利可说功不可没。

虽然未能再访问中国，但2006年戈巴契夫曾接受陆媒的採访，他谈及当年在前苏联快速推动民主化「是一场惨痛的失误」，陆媒引述他的话说，「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苏共垮台的经验让他「深深体会到在改革时期要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这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陆媒刊出这段访谈很明显有为北京宣传的用意，戈巴契夫是否真的这么说，目前无法透过其他的管道证实。

至今戈巴契夫在俄罗斯与中国的民间评价都有趋向两极化的争议，他在中国的争议延续了数十年，其声誉也随着大陆舆论界的政治气氛而载浮载沉。在俄罗斯，数次调查结果都有大部份人倾向认为戈巴契夫是国家罪人，现任领导人普丁虽然认为苏联解体是地缘政治灾难，戈巴契夫难辞其咎，却也称讚他是具有非凡人格的当代杰出政治家。2012年普丁的傀儡、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还将代表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授予戈巴契夫。

争议虽多，30年来戈巴契夫透过办基金会、出席国际活动、出版自传与书籍、演讲，名声不降反增，获得的荣誉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德国统一奖、美国自由勋章、俄罗斯圣安德烈勋章，应该也是歷史上唯一获得美俄两大阵营都颁予最高奖项的人物。此外，他为筹集经费，拍电影、接广告，在舆论界不断创造话题来推动理念。因此，虽被一些大陆的评论人士贬抑为「亡国之君」，但他仍成功地传播了个人的理念，成就了歷史功绩，并奠定了影响深远的杰出世界性政治人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