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强分析,第一,当前挑战是全球经济体共同面临。全球经济整体进入下行周期,各国普遍面临挑战。疫情和地缘衝突衝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大背景下,发达经济体採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通膨高涨、经济过热。它们随后不得不通过大幅快速加息为通膨降温。受发达国家高通膨和快速加息的影响,多个开发中国家遭遇严重通膨、外债支出激增、本币大幅贬值、资本快速流出、经济发展停滞等困局。全球经济放缓之下,中国经济第一季实现了4.5%的增长,高于全球大部分经济体。中国经济基本盘的稳定本身就是对全球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第二,中国经济的疫后復甦有一个动能逐步积累的过程。在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之后,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无论是家庭、企业还是政府,都需要时间建立现金流、修復负债表、制定新计画。这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样的发展后续也才将更具可持续性。
面对内外部的多重不确定性,中国吸取了其他一些国家的通膨教训,没有贸然採用宽松政策刺激经济。短期货币刺激可以制造临时需求与繁荣,但大水漫灌难以形成可持续收入,而由此导致的通膨问题还会以长期稀释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为代价,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影响经济復甦的长期品质。
第三,中国经济从高增长时代回落,并不能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动能将减弱。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受基数效应等因素影响,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正常现象。1983年中国GDP约为2300亿美元,当时只需230亿美元就能实现10%的高增长;中国今天的经济体量已超18兆美元,每实现1%的增速都需要1800亿美元。在人口、土地、自然资源和基础科技没有爆炸式增长的前提下,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永远保持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但创造的绝对体量却仍将越来越大。换言之,即使中国按照当前5%左右的「非高增速」发展下去,中国未来每年新增的GDP仍将超过印度、印尼、越南等开发中国家GDP年增量的总和。这就是经济增长的基数效应。当然,现阶段更应重视的是经济发展的整体品质。
从更长周期看,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的换挡转型期。经歷过去40多年的高增长,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将更加依靠「从零到一」的基础性、颠覆性创新和产业升级,而非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要素的简单累积。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经济需要降速提效,稳步前进。
第四,中国经济当前确实面临诸如化解债务、应对老龄化、绿色发展等现实挑战,但只要坚持以高水准对外开放为抓手,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问题将不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造成根本影响。德法日韩等国也曾遭遇老龄化、少子化等挑战,但其经济增长模式由劳动密集、要素规模型转向科技创新、技术附加型后,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减少,对知识型、技术型、服务型人才的需求和吸纳则大大增加。人的劳动价值有所提高。届时,可以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优势地位获取更高收益,覆盖更广大人群的社保养老等支出。这也是被多数发达经济体所验证过的可行路径。近年来,中国高技术装备、电动汽车、新能源设备在国际市场取得的优异成绩,表明转型升级的道路在中国同样走得通。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创新升级,就将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
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数位科技、能源环保、现代服务等领域仍然具备诸多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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