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成功,武昌文華學堂女學生曹道新,向國民軍第二標管帶要求參軍,得到軍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准許——「仰該女生自募女生一隊,斯時可謂戰事之後援」,女志士吳淑卿也向黎元洪遞交投軍文。組建女子軍隊的消息不脛而走,幾乎一夜之間,女子革命軍、女子尚武會、女子暗殺團、女子先鋒隊、女子敢死隊等,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興起。其中,廣東的女子北伐隊,竟跟隨援鄂大軍「北伐」到了南京,隨後又赴徐州前線,參加了著名的「宿固」之役,名噪一時。

1911年12月,廣東軍政府發布征兵告示,組建「廣東北伐軍」,鄒魯、高劍父等人,發起組織「廣東女子北伐隊」(又稱廣東女子炸彈隊、女子敢死隊)。消息傳來,從港澳學習回到廣州的徐慕蘭、宋銘黃、黃扶庸、趙連城、余瓊玉、許劍魂等,興奮地報名加入,共招募了三四十人,其中1/3以上,是來自香港實踐女校的教員或學生,這所女校,是同盟會在港的主要機關之一。

徐慕蘭、宋銘黃年長,被推舉為隊長。徐慕蘭是當時「同盟會徐氏三姐妹」之一(另兩位是其妹徐佩瑤、徐宗漢),長時間以中年富家少奶奶身份,作為掩飾投入革命活動。黃花崗起義前夕,她同兒子李應生、李沛基負責起義的准備工作,秘密傳達信息和購買、運輸炸藥,李沛基更曾成功炸斃清廷廣東將軍鳳山。宋銘黃則利用在女子縫紉學校擔任教習作掩飾,與學生們秘密印發傳單及運送軍火,她還與潘達微夫人陳偉莊等,喬裝出嫁的新娘,來往穗港之間,偷偷將軍火運進城。她和「支那暗殺團」的副團長高劍父,一起研習炸彈制造,參與了黃花崗起義。

隊伍中,也有不少來自封建家庭,如學員黃扶庸,出生於官吏家庭,為了反抗逼婚,參加了同盟會;梁國體為逃避父母安排的「盲婚」離家出走,來到實踐女校讀書,並加入了同盟會,此外,西環金鋪老板寵妾郭玉生、陳李濟藥商寡婦麥興華等,都參加了實踐女校的革命活動。

「北伐女子隊」初期,駐於廣東省城河南(今海珠區)同德里,宋銘黃等人變賣財產,籌集開銷,後廣東都督胡漢民,撥了一筆6000元的款項予以資助,解決了經費問題。女隊員們統一穿白衣褲或湖綠衣褲,每天到廣州東校場先練習兵操、隊列,然後開始訓練刺殺、騎術、射擊和投擲炸彈等項目,被當時周圍的群眾譽為「今之木蘭從軍」。有意思的是,由於一些女隊員,是富商的寡婦,或出身富貴之家,所以有時也可看到「女子隊員練習打靶時有多名隨佣僕人跟從」的奇特景像。

1912年1月,廣東北伐軍向南京開進,倉促訓練完畢的「北伐女子隊」分兩批隨軍前行,鄒醒民、陳振權、陳惠權、黎興漢、賴軍華五位女戰士首先出發;不久,徐慕蘭、宋銘黃、鄧慕芬、黃扶庸、許劍魂等20余位女隊員亦隨軍趕到前線。女隊員個個身著戎裝,肩上、腰上佩戴長槍短槍,身上掛著幾顆炸彈,威風凜凜,一路上吸引了不少民眾前來圍觀。各地的革命政府,對這支特殊的女子隊伍也是要錢給錢,要槍給槍,要服裝給服裝。2月,廣東北伐軍司令姚雨平,率軍在宿州車站與清軍激戰,女隊員們奔赴前線,其中鄒醒民一馬當先,「始終在第一戰線上,猛勇無比,敵敗,同大隊追至四十余裡,皆在前隊。」

女子從軍一時風頭無兩,軍隊中,甚至出現了選舉女子作為領袖的提議。1912年2月,廣東協字營標統余玉亭因公身故,其部下以「林三妹在高州協夫成功,平時最得軍心」為由,推選余妻林三妹繼任,這個提議,得到了所部三營內八九百人的贊同,但也有六七百人反對,兩隊人馬互有齟齬,終於釀成大規模械鬥,以至於軍政府及各軍隊均派大隊到場彈壓。由於女子軍隊聲名鵲起,社會上也有一些人乘機渾水摸魚,假借招民軍女子隊為名,煽惑15~30歲的年輕婦女,販往外洋為娼。

文章來源:搜狐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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