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有多絕望？受刑人曾這樣活著

監獄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一個不好也不該接近的地方，因為裡面都是作惡多端遭懲罰的犯人，但他們背後可能有許多無法輕易說出口的故事。藤原進三走進宜蘭三星監獄和桃園八德監獄，長達5年時間觀察、聆聽受刑人的故事後，寫下30篇超寫實監獄物語；從中看到受刑人在失去自由後的悲傷與絕望，或是對受害者及社會充滿歉意，甚至有些遭到冤枉只能在牢籠裡荒度餘生。儘管這些受刑人不知道何時才能重獲新生，但作者藤原進三希望把這些故事當成一份禮物，更盼他們在犯錯後能明白一個道理，「順著天賦做事，逆著個性做人」。

【精彩書摘】

家的想望－－阿哲的故事

服刑前審判的三個月期間，他無意間認識了一個女孩，在百貨公司擔任專櫃的可愛女生。想說都要去關了，不可能會有結果。沒料到，這女孩在阿哲入獄後，一週給他寫一封信；在一般監獄的二年多， 一次也沒間斷過……

｢啊！一個人的境界應該超越伸手可及的範圍，不然要天堂做什麼？｣這是羅伯特．白朗寧﹙RobertBrowning﹚的詩句，一個輕聲的嘆息，卻是十足的沉重。沉重於，超越二字，做為生命的課題，命運的處境，是多麼的艱難，但又是多麼不得不然。如果我們的境界，沒有了提升的可能，失去了向上的機會，或者，根本放棄了追求昇華進步的意志，頹然棄手投降。那麼，天堂無路，救贖無門，希望無著，人生也就永恆地只能在黑暗迷宮中跌撞迴轉而已了。

阿哲，就是一個不願僅只存活在伸手可及範圍裡的年輕人。入獄，是他嘗試超越既有處境的開始。兩個都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一個被殺身故，一個殺了人潛逃亡命。兩個朋友唯一的交集是他，而他，成了唯一為此付出代價坐牢服刑的人。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會被關，阿哲這麼說。怎麼走到這一步的，這要回溯到他的媽媽過世，才知道究竟為什麼。

阿哲從小又乖又聽話功課又好，學業成績始終保持在前三名。爸爸忙著工作沒有什麼時間顧家，可是媽媽將他顧得很好。有了媽媽的愛，他的童幼少年，一點也沒有缺憾。國二那年，媽媽因病往生。那一天，阿哲至今歷歷在目，記憶分明。他在客廳做功課，一陣涼風從背後吹來，有眼神目光在注視著他，很熟悉的感覺，是媽媽。

一回頭，穿著平日家居服的媽媽果然站在他身後，不知道在對他說著什麼。看見被阿哲發現了，急忙往臥室走去。阿哲追了進去，在臥室裡再怎麼找，也找不到媽媽的身影。確認家裡根本空無一人之後，他開始嚎啕大哭了起來。

從此，阿哲就完全變樣了。書不再念，功課管他的，成績一落千丈隨它去。基測不用考，升學無所謂，找一家好混的高職有學籍就好。沒有了媽媽的相依牽絆，像失去窩巢的飛鳥或野放山林的雲豹，阿哲開始每天在外頭亂跑。外頭，有很多陪他一起亂跑的朋友，他喜歡和外頭的朋友在一起，大家一起亂跑，讓他產生歸屬感，讓他覺得被認同，讓他仍然年輕不很穩定的心情有了寄託。

這不就是一種很典型的所謂﹁高風險問題青少年﹂走上偏差行為之路，成為反社會現象一環的案例嗎？不，阿哲一點也不那麼典型。朋友在喝酒，他不喝；麻吉在嗑藥，他不嗑；大家紛紛加入幫派或拜角頭老大當起小弟，他不混黑社會。阿哲只是喜歡和朋友麻吉大家玩在一起，聲氣相通、義氣相挺的那種感覺。

所以，集體鬥毆群架廝殺的時候必定立刻支援，迅猛出擊，是他不良行徑的極限，卻也是他贏得眾夥兄弟接納結交的主要原因。阿哲的這批朋友兄弟，在三重、蘆洲一帶就這麼越攪越大群，逐漸發展到平常隨便一call 就有一、兩百人的規模；不打架的時候，就是尬車、把妹、K歌、泡夜店。

除了和朋友廝混，媽媽離世之後阿哲就開始自食其力。他既勤勞認真，腦筋又靈光，最重要的是非常負責任，所有上過班地方的老闆上司都很欣賞他。知道自己沒學歷，阿哲什麼工作都肯做，一天兼好幾份差，白天當服務生，晚上代客泊車。人家開賭局順便去顧場把風、買菸買檳榔，就這樣，他也可以做到讓賭局主人賞識信任的把整個場子交給他經營管理，抽頭分紅。

從青春期跨越到成年，阿哲如此地過著努力做事、認真賺錢，賺了不少錢，手頭闊綽，隨心花用，任意玩樂的日子。十九歲就買了一部Honda，有車好把妹，同時交了四個女朋友：一個加油站員工，一個便利店櫃檯，兩個檳榔西施，分身乏術，忙得不亦樂乎，樂在其中。直到出事的那一天……

那天早上，阿哲最要好的朋友某甲，還在Line 上面和他熱情的討論，兩個人要如何如何的搭麗星郵輪出國遊玩。到了晚上，不知為什麼某甲喝醉了，不斷用手機狂罵亂譙，一直要約阿哲出來修理他。阿哲實在被惹毛了，出來就出來。講好時間地點，Call 某乙，叫他｢撂｣人來，要輸贏了。

到了現場，嚇了一跳，對方來了二十幾人。等己方人馬趕到，嚇了更一大跳，某乙竟然叫來了一百多人。雙方開幹，一場混戰，甲方自是潰不成軍，四散落荒逃竄。沒來得及逃開的只剩事主某甲一個人，阿哲和某乙夥同一群人圍上去一陣狂亂暴打，直打到完全不能動彈。臨去，兩人走了幾十公尺，回頭看某甲一度站起來又不支倒地，某乙才告訴阿哲：｢剛才，我捅了他四刀……｣

其中一刀刺穿肝臟，某甲當晚送醫不治，阿哲直到隔天才知道：事情大條了。警察著手搜捕命案嫌犯，某乙二話不說坐桶子偷渡去了中國大陸，當天參與的｢朋友｣一一落網，所有供詞指向阿哲，警察鎖定他展開追緝，阿哲開始逃亡。

逃，能逃到哪裡去？沒有一個地方容得下阿哲藏身，阿哲自己也容不下自己：怎麼會這樣？我怎麼會害死最好的朋友？我怎麼會鬧出這麼大的事？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走投無路，萬念俱灰，一切全完蛋了。

這時的阿哲，心裡只剩下一個念頭：不想活了，想死。想死，就去死。問題是，要去哪裡？怎麼死？沒去過濁水溪以南的阿哲決定，找一個遠遠沒人認識的地方了結自己。到台南好了，台南有海可以跳。隨便攔了一輛計程車：

｢開去台南多少錢？｣

｢台南的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都可以，對了，好像有個地方叫永康是不是？就永康好了，多少錢？｣

｢八千。｣

｢走。｣

｢少年仔，車錢可以先付嗎？｣

計程車下永康交流道，天也亮了，人也累了，肚子也餓了。可以跳的海邊根本沒看到，先看到一家麥當勞。要自殺也得先吃飽，下車點了一客滿福堡早餐，連薯餅都吃得精光，才想起是不是要和久不曾說話的爸爸打一通最後的電話。手機早就丟了，找到公用電話撥回家，接通，聽見爸爸：｢喂，阿哲，你置叨位？｣他就哭了，嚎啕大哭的哭。這是媽媽過世之後，他第一次哭。

這時阿哲三十歲，距離上一次哭泣，相隔了十五年。邊哭，邊覺得對不起其實很關心他、只是不會表達的爸爸，對不起生前對自己期待很高的媽媽，對不起他根本沒有意圖殺害的朋友甲，對不起為了他而殺人潛逃的朋友乙，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全世界。哭完，心裡全部都是對不起，想死的念頭也沒了。再隨便攔一輛計程車回台北，又花了八千元車錢。

一回到台北，阿哲就出面投案—事情全都是我單獨幹的，和其他人都沒有關係。他向警察這樣供稱，所有的刑責一個人扛下來。一百多個人到場械鬥，最後檢方只起訴了他一人。地院審理三個月結案，一審依傷害致死判刑九年半。阿哲放棄上訴的權利，直接報到入監服刑。

(本文摘自 藤原進三/《我們曾經這樣活著：三星八德監獄物語》，商周出版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