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麟於高雄出生,台灣大學法學士、美國哈佛大學碩士。一九七八年進入公職,曾擔任外交部北美司科長、總統府第一局局長、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組長、駐非洲史濟蘭王國大使等,二○一二年轉入民間企業,現任華航集團華夏航科國際(股)公司董事長。他最近出的《把一手壞牌打好:一個台灣外交官的奮鬥心影錄》紀錄下台灣「多難外交」歷史困境,猶能「化不可能為可能」的奮鬥回憶錄。

【精彩書摘】

●台大法律系初識

我於一九七○年進入台大法律系法學組就讀,猶記在台大新生訓練時聽到鄰座同學耳語:「司法組榜首的名字好土」。我找到名單一看:陳水扁。

在當年大學聯考的時代,絕大多數的考生是照各校錄取分數填志願;分數高者排前,分數低者列後。台大法律系法學組的分數高過司法組,因此法學組不中者會以些微差距落腳其後的司法組。但後來聽說此人大學聯考志願名單上只填司法組,而且一試就中榜首。換言之,他的成績寧可捨棄其他「高系」而選擇「低就」,顯然對台大法律系司法組情有獨鍾,令我好奇。

大一時法律系的若干課程是兩組合上,總人數約一百多人,得在當時的新生大樓教室才能容得下。第一次合體上課時,這位司法組榜首就坐在第一排中間(依上榜名次排座)。我注意到他的相貌與口音亦如其名,而且綽號就叫「阿扁」,鄉土得很。

據同學們轉述,阿扁是前一屆台大商學系的高材生,後來棄商從法、休學重考。可是當時為何不就近轉系,反而捨近求遠、還要耽誤一年?這些傳統的疑點,更加深大家對他的關注。

不久之後,在課堂上逐漸看出他修習法律認真與出眾的一面。在我記憶中,阿扁幾乎從不缺課,可是並不意謂他對老師的教導「照單全收」。

有一次,一位貴為系主任的某教授講到某一章節進行論述時,居然被阿扁當眾質疑其論點引述法條有誤。他語氣並不強烈,但在那個「老師張口講、學生寫筆記」的威權年代,一個大一新鮮人膽敢如此「犯上」,舉「室」震驚。幸好該教授從善如流,很有風度地修正收回。這一幕師生對話所顯示的知性與理性氛圍,讓我記憶良深。

●宿舍生活點滴

阿扁來自台南,我來自高雄,我們均住在台大十一宿舍,而且寢室互為鄰居。該宿舍原本是僑生宿舍,每間寢室容納八人。我們入學那年開始,新校長閻振興為了打破僑生與本地生的界線,指示將所有僑生宿舍改為混合制,僑生與本地生各半,即每間寢室的僑生與本地 生各為四人。

新制執行後,整棟宿舍(二層)充斥台灣的南腔北調,還夾雜著韓國、香港、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僑生的母語,好不熱鬧。「外來語」中以粵語占多數,那時節約能源,每天晚間十一時熄燈,於前十分鐘(10:50)會先熄登二秒鐘,以示預警。登時一片漆黑,樓上樓下粵語的單字驚歎動詞「X」此起彼落,變成我們這些台灣本地生學會的第一個粵語單字。

講到僑生還有一段插曲。每逢週末傍晚時,十一宿舍附近偶而會見到一兩個某著名女校學生在樹下站崗。我涉世未深,一問才知她們與僑生有約。在那個台灣仍在戒嚴時期、政府並未開放國人出國觀光的年代,能與僑生結緣培養「國際觀」,自然是少女們的嚮往目標。

我「同居」的四位僑生室友中有位來自韓國,此君很用功,可是不在學業上,而是熱門音樂與社交。有次他突發奇想,在當時受年輕人喜愛的《創作》雜誌上「徵求筆友」欄中報了名,留下十一宿舍的通訊地址。

《創作》刊出後,信件(當然絕大部分為女生)如雪片般飛來,韓國「爐主」無暇一一拆閱,大方地邀請眾室友們分勞。在那個四大皆空(無手機、無網路,宿舍裡無冷氣、無電視)的物質匱乏年代,讀書之餘交個筆友調劑也無妨。大夥兒遂在成堆的信封中各取所需,我挑了一位字跡娟秀、姓名有瓊瑤小說中女主角般氣質者。

隔天晚上我就致函「女主角」,解釋為「爐主」代勞的始末,並且坦告我的本名。很快就收到她的回信,長達三張。信中字跡依然娟秀,也回應了一些談人生等的蒼白文青語詞。有趣的是在信末她附了一段文字:PS.聽說台大十一宿舍是僑生宿舍,想必你也是個僑生吧?」。

自從全寢室集體執行「筆友專案行動」後,我們每晚都會匯報各自戰果、交換心得。當晚我也將上述PS.文字提報,大夥兒討論該問題的動機後,一致給我結論與建議:「就看你要不要講實話了!」,我一向篤信誠實,回信時老老實實地說明台大的新宿舍政策;其中坦承我不是僑生,而且來自南部高雄。

該函寄出後,一直到現在我還未接到女主角的回信!

●台北市長室久別重晤

言歸正傳談阿扁。他在宿舍裡的生活節儉低調,常常埋首書牘,上述「交筆友」的行當,他是不屑一為的。

大三開始我們搬到徐州路法學院的第四宿舍,寢室又是互鄰。阿扁苦讀如昔、深居簡出,只是偶而早上盥洗時在走道上端著臉盆相互點頭。有天看到他在寢室門口逗留良久,逢人路過就嘴笑目笑(台語)地打招呼,一問之下才知他剛高中律師高考榜首。在當時律師大多由法律教授、司法官及軍法官轉任,少數餘額才由高考甄選,錄取率0.1%,極為不易。一個是大三學生一試就中,而且貴為榜首,難怪他如此高興。

畢業後我們各奔前程,我于役公職,他則從政。一九九四年阿扁當選台北市長,我在渥太華,其後調任華府。那時台灣民主化伊始,美加兩國政界人士都好奇地問我「在野黨人士」主掌首善地區,他的施政主張為何?對於台灣的發展前途會有什麼樣的影響等等問題。我跟阿扁疏於聯繫多年,也無從知道答案。但於公於私,同樣地感到關切。

一九九七年我自華府返國出差,聽外交部同事告訴我,陳市長曾在接見外賓時向外交部的陪同人員問及我的下落。我想到他市政繁忙,不便打擾,但為了回饋同窗情誼,乃請北美司同仁代向市長辦公室轉達賀忱與問候。不料隔天接到回音「陳市長要見趙組長」,並約定了時間。我依約前往,但在國外多年,不知市政府已遷往東區,還誤赴長安東路舊址,被計程車司機取笑了一番。

多年未見,昔日宿舍裡端著臉盆、穿著短褲的台南窮小子現已貴為首都市長。在市長辦公室裡我們久違重逢,自然歡忭。我不敢多言,想多聽他說。語過三巡後,他大概猜出我的心事,主動指著辦公桌旁立著的國旗向我表示:「趙麟兄,我心中是有國家民族觀念的。」

回華府後,我將對於陳市長的「第一手」觀察,在與美國政界人士例行餐敘談話中,酌予轉告。為了阿扁的念舊與撥冗接見,我也致函感謝他;函中將美國人士對於他的關注亦一併轉達。心想在台美兩國政界人士之間傳遞訊息,增進他們彼此之間的瞭解,也是外交官的職責所在。

兩、三週後收到阿扁的回信,居然是他親筆從頭寫到尾,這跟常見的官場文牘多由祕書代筆、正式繕打者大不相同。函中他託我在華府代為蒐集美國從事國際城市交流的相關資料,我鑒於行政倫理及尊重體制(當時國民黨執政),經將此事呈報駐美代表陳錫蕃大使。

陳大使寬宏大度,知道我與陳市長的同窗關係後當場允准。

阿扁四年市長任內政績斐然,迄今仍被視為歷來最卓越的台北市長,可是一九九八年競選連任失敗。敗選後他率同馬永成等市府昔日幕僚,前往美國進行「學習之旅」。一日路經華府,陳大使假雙橡園設宴款待,美處各組組長作陪。席間阿扁大概敗選情緒尚未調適,並不多話。我也多持沉默,尤其不願張揚我與主賓間的私交。

言談間有位美處同仁為了找話題,向阿扁問道:「聽說市長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認識趙組長嗎?」正在用餐的他抬起頭來,聲音宏亮地緩緩表示:「趙組長是我同班同學。」我保了半天的密,頓時全部破功!

●被召見入府工作

二○○○年台灣總統大選,阿扁當選榮登大位。我也於那年夏天調返台灣,聽同學說阿扁上任後曾在總統府辦了個同學會,還曾私下順口問道我回來沒有,建議我應該去看他。我當時忖度,他已貴為國家元首,我身為公務人員,必須恪遵制度,不可貿然晉見;而且我被內定將接任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在新職發布前尤應保持低調。那位同學改建議我寫封私函,以回應他的關心。我憶及「陳市長」當年給我的親筆長函,遂採納同學建議,寄了短信向總統報告已回國,不言其他。

夏去秋來,逐漸淡忘此事。十一月下旬,接到總統府機要室某友人電話,通知我將十二月某日晚間六點半時間保留。

我以為邀約飯局,直覺地問「哪個餐廳?」

「什麼餐廳?」

「你不是約吃飯嗎?」

「不是,是老闆要見你。」

「哪個老闆?」

「你說哪個老闆?」

(我也猜出誰要見我了)

「有說什麼事嗎?」

「沒說。」

「還有別人一起見嗎?」

「沒有。」

電話掛了之後,我想陳總統召見必有重要事情垂詢。而當時正逢美國大選揭曉後,共和黨小布希(George W. Bush)與民主黨高爾(Albert Gore)之間為了重新計票糾紛爭執之際。此事結果也將影響台美關係走向,諒為台灣新總統所關切,我遂準備了一些資料。

晉見當天,阿扁果然問到該事,我有備而去,妥予回答。談完正事後他突然跟我問及別事:「你來總統府幫忙如何?」

「?」

「第一局請你負責。」

「第一局做些什麼?」

「……(總統說明,從略)」

「可是我羈旅國外多年,疏於國內政情,恐難勝任。」

「你別客氣。第一局同仁都很優秀,他們會幫你忙的。」

「可是外交部已安排我接任條法司長……」

「我看到《自由時報》的報導了。司長是十二職等,第一局長卻是十四職等。」

「可是……」

「好了,你明天就把履歷資料送到總統府來。」

「送給誰?」

「……馬永成祕書。」

從上述對話可見當時的我在意外之時方寸已亂,向總統提了些冒昧、甚至犯上的問題。可是他不以為忤,還耐著心回答。走出總統府時已是晚上七、八點,仰望凱達格蘭大道上的月光,彷彿身處夢中,久久才回過神來。

●回憶總統府工作

二○○一年我進入總統府第一局工作,一直到二○○六年出使史瓦帝尼(當時國名為史瓦濟蘭)而結束。五年期間,在諸如經發會、大法官、監察委員、考試委員任命等案方面均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有幾件事讓我留下深刻的回憶。

二○○四年陳總統當選連任,但因競選期間發生「兩顆子彈」事件,致使台灣社會在選後產生疑惑與分歧。為了消弭這種現象,總統下令成立組成「族群和諧委員會」,廣納社會藝文、財經、科技各界藍綠菁英人士擔任委員,就如何促進台灣和諧共商良策。成員名單核定後,由第一局行文分別通知各當事人,徵求同意並回覆確認。

2002年5月22日總統府將陳水扁總統提名考試院正副院長咨文正式送達立法院,總統府一局局長趙麟(中)代表送達交給立院秘書處處長劉錦章(左)(圖/中時資料照/季志翔攝)
2002年5月22日總統府將陳水扁總統提名考試院正副院長咨文正式送達立法院,總統府一局局長趙麟(中)代表送達交給立院秘書處處長劉錦章(左)(圖/中時資料照/季志翔攝)

我看了名單後,料想其中若干人恐怕未必同意出任。若行文遭對方退回,反而尷尬,而且易遭反對者揶揄。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跟同仁商量後,決定由我親攜公文、登門造訪特定當事人,當面邀請,以顯示府方誠意。行前電話聯繫時,某些人一聽說我要去,客氣地表示他們來府看我。總之,這種﹁面對面﹂的溝通方式效果甚佳。一部分人原擬婉謝,經我懇談後改為接受;另一部分人雖仍拒絕,但有感於我的誠意,也不好意思口出惡言了。

在我拜訪的社會賢達中以廣達負責人林百里與名作家黃春明最令我印象深刻。這種一一與談的方式雖較辛苦、且花時間,但是從跟他們談話中,也對社會各個面向的﹁民意﹂多了一些瞭解,委實獲益良多。

二 四年若干原存於總統府的國家機密檔案,奉諭移交新成立的檔案資料館典藏。可是在移交前,必須一一盤點、列名摘要、造冊裝箱,也算是一樁浩大工程。同仁們非常辛苦,有時必須加班趕工。

那些卷冊呈送到我桌上時,因為都是原件,泛黃的紙張與先賢前輩的批註或墨寶,翻閱 起來有如處理故宮古物一般,必須非常謹慎,但是其間的經驗新鮮刺激、回味不已。

例如看到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當年訪台,與先總統蔣介石會談時的全紀錄,我對照日後親自參與的美台關係,心中不勝唏噓;而閱及白崇禧將軍上陳蔣介石的親筆長函,苦訴一片忠心卻遭人跟監一事,而蔣僅以紅藍鉛筆批「閱」的官場冷酷現實,也讓人觸目驚心。

●外交部的烏龍大簽

第一局的主要例行工作之一是辦理外交部及陸委會的報府大簽,其中涉及台灣的外交舉措及兩岸關係,我特別囑咐同仁務必細心處理、不得有錯。

二○○六年春天,某邦交國與我國簽署一項農業合作協定,外交部循例將之報府。第一局也循例將外交部原件資料附一簽呈,往上呈送。經過我桌上時,基於往昔在外交部的嚴格訓練,加上個人的好奇心,順手翻閱了簽呈下的外交部原件資料。不看還好,一看之下中間某頁差點讓我吐血!

邦交國與我國簽署的外交協定,慣例上一向分別載有兩國文字的版本。換言之,一為外文版(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一為中文譯本。在協定全文下端左右兩方,分別為兩國國名與簽署官員的職稱姓名。該農業合作協定案在英文版上分別載有兩國國名「Republic of XXX」及「Republic of China(Taiwan)」,可是中文本卻將之譯為「XXX共和國」及「中華共和國」!

對,您沒看錯,我也沒看錯。外交部的正式報府文件,將我國國名改為「中華共和國」了!而且這份文件經過承辦科員、科長、副司長、司長、次長,一路直呈總統府,居然沒有人看出並予以核改。

顯然地,這是外交部的承辦同仁一時偷懶,使用英文翻譯軟體,而其長官又不仔細核對後的結果。第一局同仁轉呈各部會的大簽,一向尊重「原貌」,不可能擅自更動內容,也不能歸咎他們。偏偏碰到我這個「多事的」局長,見狀後已無暇責備任何人,只有從源頭處理,當即親自電話外交部主管司長,請他立刻派員來我辦公室,將該頁抽換然後上呈。「中華民國」國名回復原貌,此事也就船過水無痕了。

●近距離的「阿扁觀察」

一般人提到阿扁總統,總是觸及台獨、貪腐等詞。我在總統府工作五年,從近距離的觀察,我欲分享兩個小小經驗。

二○○一年夏天,陳總統接見全球海外醫界聯盟代表,我奉諭陪見。在華府工作時,我知道美國醫界聯盟僑胞多持「台獨」立場,因此對於當天的會談感到好奇。果然,會見一開始,醫盟代表一一以台語發言,內容大多籲請總統勿忘台獨初衷等語。出乎我意料之外地,阿扁綜合答覆時,除了少數慣用詞以台語表達,多用國語,而且其中還間或自稱「身為中華民國總統」等語。

針對來賓的台獨建議,我當時並未逐字記下阿扁的答覆全文,但是記得重點是:「……各位的看法我都瞭解,但是我現在坐在這個位置,必須觀照全面,不能光顧及單一的出發點……」

二○○五年,「扁宋會」引起獨派人士反彈,給阿扁造成很大的壓力。他在與歐洲議會視訊的場合公開表示:「……在我任內,要把台灣的國號改成台灣共和國,我做不到。……『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當時輿論多以為阿扁改變了原有態度,但是對照前述他在府內的談話,我反而並不感到意外。

服務公職多年,跟隨過許多長官,不可諱言地每逢年節,總有收送禮物的經驗。有時我送長官,有時受長官餽贈,只要適度合宜,總是社交人情的基本禮貌,無傷大雅。說來很多人不相信, 我在總統府工作五年,卻從未致贈陳總統任何禮物;反倒是跟府內所有一級主管一般,常接受總統的餽贈或犒賞。

二○○六年我外派出使非洲史瓦帝尼,行前向總統辭行,他面贈法蘭瓷禮物一件。因為啟程在即,我未及拆閱,將之原封不動地塞入待裝船運的貨櫃行李之中。抵達史國後我立即投入工作,也無暇拆封非急用的物品,久而久之遂淡忘此事。

三年後我調返台灣,遭當時政府「被休息」冷對期間,所有舊行李更被束之高閣。一直到二○一三年五月,我離開公職轉入金融界工作、遷居北京前,裝運行李時才重新找到這件隱藏於成堆紙箱中的法蘭瓷。拆封時發現禮品盒中附有卡片,其上赫然有陳總統親筆書寫的祝福話語!

這張卡片與文字,我遲了將近七年才看到。當時阿扁已入監服刑,讀著他墨瀋已呈淡黑色的留言,追憶同窗情誼與府內工作種種,再環顧自身被迫離開一心想要效忠的政府的周遭情境,心中五味雜陳!

(本文摘自《把一手壞牌打好:一個台灣外交官的奮鬥心影錄》/聯合文學 提供)

《把一手壞牌打好:一個台灣外交官的奮鬥心影錄》/聯合文學 提供
《把一手壞牌打好:一個台灣外交官的奮鬥心影錄》/聯合文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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