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職困難的這個世代仍存在著性別不平等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女性們除了被寄望著生兒育女的責任,同時還得兼顧工作,甚至有些單身的女性幾乎無法在社會上自立更生。《瀕窮女子》一書中,訪問到日本介於16至47歲共47名女性,分別就家庭安全網、職場現況、結婚生子問題、政府政策等面向,探討女性瀕臨貧窮的風險,探討究竟為何「女子貧窮為何不易被看見?」。

【精選書摘】

二○○八年,媒體大幅報導了一名在和民餐飲集團工作的二十六歲女性正職員工,在進入公司兩個月後過勞自殺的新聞。該名女性員工在幾乎沒有員工培訓的狀態下,被分派到店裡負責部分廚房業務,每天開店前下午三點進入店裡工作到深夜三點,忙碌的週末要工作到凌晨五點,每個月加班一百四十個小時,遠遠超過了過勞死判定標準的八十個小時。報導指出,店裡還有許多以「自願性質」為名的無支薪勞動與早晨訓練,讓該名女職員幾乎無法休息。勞動基準監督署坦承其為過勞自殺,受害者家屬向該公司提告,要求損害賠償。二○一五年底,和民以支付一億三千萬日幣的賠償金,以及研擬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的策略為條件,與家屬達成和解。

不僅僅這名女性,二○○九年,受到年輕人歡迎的服飾廠商「CROSS Company(現為STRIPE INTERNATIONAL)」也遭判定造成職業災害——一名女性大學畢業進入公司五個月後成為店鋪負責人,因極度過勞、壓力導致死亡。

一直以來,「過勞死」和「過勞自殺」被視為拚死拚活工作的男性上班族象徵,與年輕女性八竿子打不著,究竟這些女性又為什麼會被逼到選擇自殺呢?

主要為年輕人提供勞動諮商的非營利法人組織POSSE,一年有一千件以上來自年輕人「工作到身體破破爛爛,最後得了憂鬱症……」的諮詢,統計勞動諮商案件後,發現數量、內容上幾乎沒有男女的差別。

POSSE員工表示:「無論男女,詢問最多的都是長時間勞動與公司沒有支付加班費問題。」源源不絕的電話打來說自己因為過勞被逼到憂鬱症,沒有人可以商量。

大學畢業後剛進入中型製造商的谷由貴子(二十八歲)也是其中一人。較一般人晚進大學的由貴子,雖然找工作時歷經一番苦戰,卻成功取得了正職員工身分。由貴子在公司附近租了公寓,幹勁十足地進入公司,然而,等著她的卻是幾近「血汗企業」的工作合約。

由貴子說,在經過員工培訓來到簽署工作合約的階段,才知道自己的薪資包含了固定加班費。所謂的固定加班費,就是公司事先設定加班費,不支付超過的部分。這是血汗企業壓低人事費用、隱藏員工長時間勞動事實的常用手法。

當初,由貴子考量到一個人生活,受到「月薪二十萬圓起」這樣的好條件吸引,而原來那是包含了一個月六十個小時固定加班費六萬圓的金額,扣除稅金與離職儲金後,實際收入為十五萬圓左右。不過,雖然覺得合約有違當初說的,由貴子還是無法回頭,只得簽名。

之後,由貴子被分配到要持續接電話到深夜的客服中心,一上任便開始了平均一天工作十二小時的長時間勞動。此外,公司以由貴子家可以徒步到公司為由,頻繁派給她大夜班。

「她一開始聯絡我們的時候,還能思緒清晰地談論自己的狀況,可是過了一段時間再打過來,從一開始就哽咽,感覺精神已經緊繃到極限。她說自己一回神,才發現包包裡放了她應該沒有去借的圖書館書籍,桌子上擺著涼麵醬油卻沒有買的印象……雖然有收據,知道自己應該是有好好結帳,但完全沒有當時的記憶,非常害怕。」(POSSE員工)

由貴子最後陷入無法上班的重度憂鬱狀態,目前離職持續就醫中。難道在被逼到那個地步前沒辦法做些什麼嗎?首先,由貴子為了工作才剛搬到一處新的地方,沒有一個認識的人可以商量,也不可能依賴養大自己的單親媽媽;即使想要尋找新工作,也因為連續的深夜值班,時間上和體力上都沒有餘裕,回頭要再找工作時一直找不到,也不覺得自己能輕易找到下一份工作,因此,即使在那樣的狀況下也無法輕易辭職。

(本文摘自《瀕窮女子》/ 大塊文化 提供)

(圖/《瀕窮女子》/ 大塊文化 提供)
(圖/《瀕窮女子》/ 大塊文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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