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個人個性強烈發展的時代,服膺「賴活不如好死」的生命原則,這樣的信念何以被後世遺忘?戰國,是戰爭規模持續升級的時代,富國強兵是國君放不下的目標、人民躲不掉的日常,又如何衍生歷史詮釋權爭奪的現象?

雄辯,是戰國的風格標誌。墨家以「天志」保證兼愛;孟子讓「仁義」在戰國現實中還有用武之地;荀子講「禮」的約束訓練;國際秩序則取決於縱橫家的穿梭遊說;而在南方的楚文化,神話與異界交織的環境裡,還有個書寫個人極端情緒的屈原。最後勝出的法家,靠的是現實示範,由此建立「絕對王權」的起點。

秦朝是個早熟的帝國。抗拒死亡、相信久長,是秦始皇的執念;雷厲執行一統、重今賤古,是秦始皇的野心。但法家的「輕罪重罰」,形成龐大的刑徒部隊,竟成為秦帝國快速滅亡的根本原因……

【精彩書摘】

從歷史的角度看,秦所建立的這個大一統帝國,有著概念想法和實踐執行上的一定落差。幾百年的「共鬥不休」,無法建立有效的列國和平並存秩序,迫使秦徹底改弦更張,放棄周代分權式的政治安排,轉為中央集權。然而要由中央來掌控那麼大的土地、那麼多的人口,具體所需的條件,即硬體和軟體的條件,其實都尚未成熟。

這是一個「早熟」的帝國。「早熟」意味著缺乏許多有效地讓這樣龐大帝國運作的環節,因而產生了內在的諸多問題與困難。這些問題與困難,很多和皇帝本身的能力無關,而是源自制度本身的缺失。或者換一個方向說,因為存在著這樣的內在缺失,得靠極有能力的皇帝才有辦法真正運作起這個大體系,現實中絕大部分一般、平庸,甚至不及平庸的皇帝,就只能坐視大體系的墮落、崩壞了。

法家將整個社會打平,取消自然多元及層級的做法,絕對不是最理想的。違背自然人性,將一套固定的模式強加在天差地別的地域與人群上,必然引發各式各樣的後遺症。然而在戰國末年,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從儒家、道家到名家、陰陽家,給的都只是理論,不是實際的制度。在執行的制度面,法家沒有真正的競爭對手。

對比西方十八世紀最熱鬧的政體討論就明白了。歐洲當時也想要找出取代沒落、僵化封建王權的制度,在討論中互較長短的,都有自己的一幅藍圖,從徹底的集權到徹底的民主分權都有人主張,也都有人認真思考並進行細節規劃。那是一個真正熱鬧的政治意見競技場,逼著每一種立場的人都要有具體制度與改革程序的規劃。

相對地,雖然我們也用「政治思想」的概念去整理春秋戰國的各家思想和論理(例如蕭公權寫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但這裡面其實沒有那麼多具體制度設計上的想法。真正落實到制度面的只有法家。

法家將國君的權力不斷往上抬,抬到近乎絕對的地步,皇帝的「詔」、「令」就成了所有人都必須遵守的法則,高於包括傳統「禮」在內的一切規範,如果不遵守就會遭到嚴苛的懲罰。這樣的安排,和儒、道等各家的態度相反。其他各家的出發點是尋找真理,尋找一套普遍的原則,期冀依照找到的真理、原則去建構起現實秩序。法家不只跳過了抽象真理、原則的討論,還反過來從現實出發,先建立起國君的絕對地位,然後讓國君、後來的皇帝來決定真理。皇帝就是真理的最終依據。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這是泰山刻石的內容,也是秦始皇巡行刻石上典型的字句,表明了皇帝即位制定種種制度,皇帝就是一切的權衡,皇帝決定了一切事物的「法式」。琅琊刻石也說:「維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由皇帝詔令所構成的「法度」,是「萬物之紀」,決定了人世間所有的關係規範。

這是對皇帝地位的最高推崇,皇帝不只在權力所構成的秩序中心,這整套秩序就是他建造起來的,他就是真理中心。不是說皇帝所言所行都符合真理,而是皇帝的所言所行就是真理。

這樣的新秩序中,皇帝當然不會錯、不能錯。這是扭曲且專斷的決定,必然帶來許多嚴重的後遺症。在沒有其他現實主張對手的情況下,法家的論點迅速升起,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法家所構想的,是一套從一開始就不那麼完整周密的制度,像是許多零件沒有組好就上路的車。狀況好、運氣好、駕駛的技術也好時,這輛車或許可以順利跑上一百公里。然而只要狀況、運氣、駕駛技術稍有差池,車就開始逐步解體了。再跑一段距離,終會到車體散開、不得不重組的地步。

兩條沒走的路,兩個錯失的機會

戰國長期混亂之後,換來了一個龐大、早熟的帝國。在發展過程中,沒有出現過讓列國可以和平共存的秩序。這是一條沒走的路。另外還有一條沒走的路,是由呂不韋所編撰的《呂氏春秋》所呈現的。

呂不韋勢力最盛時,集合了眾多門客,編出一大本《呂氏春秋》,那是類似百科全書般的書籍。換句話說,《呂氏春秋》在基本用意上,和戰國時期的其他書籍大異其趣。百家爭鳴時,寫書留下記錄的第一項前提就是表明家派立場,為了將自己的家派和特定的立場說得更清楚、更強烈,才訴諸於著述手段。然而《呂氏春秋》掛了「呂氏」二字,是呂不韋的名字,但「呂氏」不是一「家」,也不屬於任何「家」。

《呂氏春秋》要將各家各派的說法齊集在一起,形成一部大百科,將這些過去不同來歷、彼此爭執的知識與主張整合起來。《呂氏春秋》的表面結構,用的是月令季節自然循環變化,接近道家;碰觸自然規律時,用的是陰陽家的概念;但從自然聯繫到人文現象時,又明顯偏向儒家。而《呂氏春秋》產生於法家大本營─秦國,其中當然也會有許多法家的成分;當談到社會安排時,又摻入了一些來自墨家的影響。

從比較負面的角度看,這像是個大雜燴,什麼都拉進來;但從比較正面的角度看,這樣的取徑應該有其更深刻的意義。徐復觀先生就認為,《呂氏春秋》的內容不單是貪多炫耀,內在其實有著一份創建大融合系統的嚴肅用心。這是還來不及充分消化的一個諸子百家初步synthesis(綜合體)。

同樣是因應渴求秩序的時代背景,《呂氏春秋》提出了一個不同的可能,不是把法家抬到最高,壓倒甚至取消其他各家,而是建立一個較大的框架,盡量兼容並蓄,讓各家主張在這個框架下互相折衷,最後產生出每一家都有一點的新體系、新秩序。

因為秦國的內部鬥爭,呂不韋垮臺了,換上李斯當權。不要小看這一變化所帶來的巨大差異。我們可以從《呂氏春秋》明白看出,呂不韋的政治視野是整合式的、包納性的。但換成李斯,卻抱持著近乎絕對的法家立場,要取消其他各家意見,取消法家態度以外的任何異質空間。如果呂不韋沒有失勢,如果呂不韋在秦統一的過程中有更大的掌控權,他的綜合主義路線應該會讓秦出現很不一樣的政治運作,也讓後來的中國歷史呈現很不一樣的面貌。

宏觀來看,這兩條沒走的路就是兩個錯失了的機會。也就是說,中國在西元前第三世紀出現了皇帝一人專制的帝國系統不是必然的,不應該被視為唯一的可能,更不能被解釋為內在於中國文化或中國社會不可改變的命運。所有歷史變化的發展,一定有其偶然機遇,一定存在著現實以外的其他可能性。

(本文摘自 《不一樣的中國史3:從爭戰到霸權,信念激辯的時代──春秋戰國、秦》/遠流出版)

【作者簡介】

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為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

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寫作經常旁徵博引,在學院經典與新聞掌故間左右逢源,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並流露其文學情懷。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以公共態度探討公共議題,樹立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與標竿。

曾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臺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週報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臺北電台「楊照說書」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藝集講堂」開設長期課程。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文學文化評論集、現代經典細讀等著作數十冊。

《不一樣的中國史3:從爭戰到霸權,信念激辯的時代──春秋戰國、秦》/遠流出版
《不一樣的中國史3:從爭戰到霸權,信念激辯的時代──春秋戰國、秦》/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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