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日關係：國仇家恨與國家利益

2020年2月，蔣經國私人日記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正式對外界公開，這是繼2006年蔣介石日記開放後，另一件引起全球華人社會與學術界矚目的盛事。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中華民國總統任內離世後，三十多年來，其歷史地位與評價仁智互見，也引發不少討論；在台灣，懷念他的百姓，感念寶島在其領導下，安然度過內政、外交與經濟上的重重難關，至今屹立不搖，特別是他在七○年代行政院長任內推動「十大建設」，帶領台灣邁向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又在政治上啟動本土化工程，大量提拔本省籍菁英，並於晚年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開啟兩岸交流之窗；對他懷有敵意者，視其為早年台灣「白色恐怖」主使者與執行者，主導情治工作，以國家安全之名，行破壞民主與人權之實，並要他為重大政治案件負起責任。海峽另一端的中國大陸，在過去一段時間民間輿論也曾出現一股「蔣經國熱」，小蔣在台灣的治理經驗是否可能成為未來中國大陸的一面鏡子，頗引起討論與關注。

本書作者林孝庭以中、英文檔案史料為基礎，包括蔣經國私人日記、美國國務院、中央情報局等相關文件檔案，揭示七○年代起，當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轉變、國府失去代表「中國」之正統地位後，台灣如何從威權統治逐步走向政治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曲折進程；在一定程度上，1949年後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未嘗不是二次戰後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發展的縮影。

本書以十個章節的篇幅，從軍事情報、政工、白色恐怖、外交、台獨運動、民主化、本土化、民生與經濟建設、兩岸關係等全方位視角，剖析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後的蔣經國與其政治生涯；這段歷史過程呈現了國府於國共內戰中潰敗、自大陸倉皇撤退播遷來台之後，如何在風雨飄搖中站穩腳跟，並利用冷戰國際兩極對抗態勢，維持在台統治之正當性。

【精彩書摘】

兩岸分治之後，日本一直是台灣在亞洲最重要的外交與經濟夥伴，來自日本的直接投資與技術轉移，成為帶動台灣經濟發展與轉型的一大關鍵因素，直到一九六七年為止，日本一直是台灣最大貿易出口國，雙方貿易額在一九七○年達到九．二五億美元，超越同時期日本與中國大陸的八．二五億美元。外交上，一九五二年春《中日和約》在台北簽訂後，中華民國與日本正式結束戰爭狀態，恢復邦交並互派使節，在一九七二年夏天田中角榮（Kakuei Tanaka）出任首相之前，歷任日本內閣在「追隨對美外交」的大原則下，不論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或者金、馬外島危機等重要議題上，基本上都支持台北立場。

一九四九年之後台、日關係之重大決策，大致掌握在幾個關鍵人物之手。台北方面除蔣介石之外，即是張群；張群早年與老蔣一起留學日本振武學堂，兩人同被編入高田炮兵聯隊，返回中國後一起追隨孫中山參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法運動，彼此間的關係至為密切；國府遷台後張群長年擔任總統府秘書長，在對日外交一些關鍵議題上，其意見甚至比外交部長更具分量，幾乎百分之百為蔣介石所採納。 東京方面則以主導簽訂對台和約並承認國府正統地位的吉田茂（Shigeru Yoshida），以及持反共立場、執政自民黨成立後首位幹事長與最大派閥領導人的岸信介（Kishi Nobusuke）最具影響力；每當台、日關係出現風波，譬如一九六三年池田勇人（Hayato Ikeda）內閣擬以「政經分離」的原則向中共出售一座人造纖維廠，以及同年底中共「油壓機械考察團」團員周鴻慶在東京尋求政治庇護卻遭日方遣返等事件發生後，這兩位政壇元老都曾扮演雙方溝通與「滅火」的重要任務。

在對日外交上，蔣經國向來都不是核心人物，與父親早年留日背景相較，小蔣一生不但與日本毫無淵源，甚至懷著極深的仇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毛福梅在日軍一次轟炸奉化溪口行動中不幸喪命，在贛南的小蔣聞此噩耗，痛不欲生，連夜趕回故鄉料理後事，其母入殮時，蔣因悲傷過度而不省人事，只記得曾經狂呼：「你的兒子一定親報仇的，母親，妳睡好！」 辦完喪事動身返回贛南之前，他在母親罹難之處立碑，上面書寫「以血洗血」四字，決心「以日本人的血來洗我母之血」，並「以我自己在與日本人拚命時所流的血，來洗我母的血。」

此種濃烈的「仇日」情結，在往後漫長的歲月裡仍揮之不去。一九五三年秋天蔣經國首次應邀訪美，九月十一日他自台北飛抵東京，過境停留一晚，生平首次踏上日本土地，蔣自記「各方面給我的印象很不好」，在駐日大使館安排下，他乘車夜遊東京市區之後，留下「此為一墮落之東方大城」這句簡短的惡評。 此後小蔣數度訪美，每次都盡可能避免在日本過境停留；一九六三年秋天二度訪美時，他特意由菲律賓轉機經夏威夷赴美，不料遇上馬尼拉機場大罷工，不得已只好過境東京，令他懊惱不已。 兩年後他結束三度訪美行程、由西雅圖經東京轉機返台時，班機因大霧而延誤數小時起飛，抵達東京後因無法銜接返台班機而必須留宿一晚，為此而自記「事出意外，更非心之所願」。一九六九年春天，小蔣臨時奉命出席艾森豪喪禮，自美經東京返台時，因轉機安排得宜而免去留宿日本一晚，不禁歡呼「此心之樂，如得至寶」。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深秋之時，蔣經國以國防部長的身分應邀官式訪日，立場親台的佐藤榮作（Eisaku Sato）首相為展現熱忱與友好，無畏日本境內左派與台獨團體的壓力，以「準元首」規格隆重接待，前後動員一萬七千名警力來維持其人身安全，小蔣不但獲禮遇進入皇宮覲見裕仁天皇，還被安排檢閱三軍自衛隊儀隊，並接受各大媒體專訪，東京政界自首相以下朝野人士，更把他視為中華民國未來元首的接班人而爭相結交應酬，氣氛熱烈。離日返台前，蔣向日本各界發表一篇文情並茂的「嚴冬即將過去，春天已不在遠」的公開信，大聲疾呼台、日雙方應密切合作，堅守反共陣營，他籲求日本國民效法桃太郎精神，「視共匪如魔鬼而打垮之。」 由於中國大陸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小蔣此行獲得海內外高度的重視，除增進國府在亞太地區的外交動能之外，對其個人聲望亦有所提升，華府甚至認為小蔣已改變反日情結，有利於其形塑「政治家風範」。

然而，蔣經國的私人日記卻呈現出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就在訪問日本前幾天的一個夜裡，他與長子孝文在家中有一番晤談，聊到對日本國仇家恨之深時，父子兩人「相互對視，彼此久未作聲，在沉靜中而言別，各回臥室，內心傷痛之劇，惟自知耳」。兩天後的清晨四點，為了即將動身訪日，小蔣起床後向母親遺像下跪，祈禱請罪，自記「我心終日惶惶」，東京風光之行回到台北後，小蔣憶及當他踏進日本防衛廳大樓準備校閱日本儀隊時，想起母親慘死於日軍之手，「仇恨之心深重而傷痛，愧對先母在天之靈」，他以負荊請罪的心情自我懺悔，認為此次訪日之所作所為「無非為國家之利益計耳」。小蔣內心的糾結情緒，與老蔣對其子成功訪日所流露的欣喜，恰形成強烈的對比。

面對日趨不利的國際局勢，蔣經國必須拋開私人情感與恩怨，以國家整體利益為重。一九七○年四月底結束訪美之行後，他途經東京與佐藤榮作晤談，除分享與尼克森會談情形外，也不忘強調中華民國是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石，與兩年前風光訪日時大聲疾呼雙方應共同打倒中共的論調相較，此刻小蔣改以冷靜務實態度明告日方，台北不會貿然發動反攻行動，引發亞太鄰邦的不安，而佐藤除了向小蔣承諾日本政府不打算與中共建交之外，也敦請台北不要貿然退出聯合國。此番融洽晤面結束後，蔣經國對日後雙方關係的走向卻毫無樂觀把握，坦承未來情勢「實難以預料」。

果不其然，短短兩年內台、日關係即出現劇烈的震盪。一九七一年夏天，主導對日外交二十載的「日本通」張群訪問東京時，彼此向來熱絡的氣氛已快速變調，當張群拜會日本自民黨內實力雄厚的「宏池會」會長大平正芳（Masayoshi Ohira）時，因其力主與北京交好，並準備出馬競選自民黨總裁與首相大位，兩人坐定後，竟有五分鐘時間都未發一言，氣氛尷尬至極，會面草草結束，大平正芳幾乎是奪門而出。張群透過舊友、日本眾議院議長船田中（Funada Naka）邀宴通產大臣田中角榮，後者竟刻意遲到兩小時，僅停留五分鐘即匆匆離去，現場眾人皆感受到兩國邦交已面臨空前危機。

一年之後，從未在對日關係擔任核心要角的蔣經國，卻意外被迫一肩挑起台、日斷交危機的關鍵決策角色。該年（一九七二）稍早尼克森中國之行結束後，日本輿論陷入狂亂的狀態，群起攻擊佐藤內閣無能，各方呼籲政府盡速改變對華政策的強烈聲浪已無法抵擋；七月初佐藤榮作黯然下台，力主與中共親善的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分別出任首相與外相，此時北京發表聲明，希望盡速完成兩國關係正常化，雙方建交的步伐大幅邁進。 正當台、日邦交陷入風暴之際，七月二十二日蔣介石突然心臟病發陷入昏迷，無法視事，剛接任閣揆僅五十餘天的蔣經國因而必須獨自面對外交的困境。父親住院兩星期之後的八月七日，自承「精神負荷已達頂點」的小蔣，邀副總統嚴家淦、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黃少谷與張群等人磋商對日危機，並首次向黨國要員透露其父罹患重病住院的訊息。

面對台、日外交生變，蔣經國謹慎中帶有個人主見，他自記國家面臨大風暴不足憂懼，令他擔心的是國內政客「企圖不規以及製造是非」。 對於田中內閣準備與台北斷交，美政府分析蔣經國能運用的籌碼不多，經貿議題無法佔上風，連宣傳工作都難以扭轉劣勢，因此認定小蔣為取信國民黨大老並展現領導能力，可能採取較為激進的回應措施。 然而，小蔣的表現卻出乎美方預料，此時國府內部確實不乏主張以強硬立場反擊者，如谷正綱與張群等皆建議動員大學生上街頭示威向日方抗議，蔣卻深深不以為然；他無法理解處理對日交涉數十年如張群等，竟然會提出如此不理性的主張，他也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公然斥責谷正綱發言過於情緒化，一切皆顯示他並不打算盲目衝動地處理對日危機。

當田中角榮決定接受北京所提建交「三原則」，即承認北京為代表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為中國一部分、廢止一九五二年《中日和約》之後，台、日走向斷交已無可挽回，儘管如此，日本內閣仍決定派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Shiina Etsusaburo）為特使，前來台北說明立場。蔣經國反覆思考後，明知大勢已去，仍勉強同意日本特使來台，希望藉由椎名來訪，達到對北京「政治作戰」之功效。 椎名悅三郎一行人於九月十七日抵達松山機場，其座車離開時遭到日本右翼團體等大批抗議群眾包圍，狀況極為狼狽。翌日，小蔣獲悉椎名所攜田中首相致其父親的私人信函，旨在通知日本政府已決定與中華民國斷交，他自謂「這種侮辱性的刺激是無法忍受的，已經走上了絕路」。十九日上午蔣經國「忍痛」接見椎名並發表嚴厲的談話，警告日本不得片面毀棄《中日和約》，他稱此約乃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失敗的結果，也是中、日兩大民族盡棄前嫌與修好的憑證，如日方一意孤行，他將保留採取任何必要行動之權利。

然而，蔣經國此番強硬的談話並無助於扭轉頹勢，椎名悅三郎返國後，田中角榮隨即宣布訪問北京；此時小蔣憂心父親病情，幾乎天天在榮民總醫院內過夜，又因處理國政而心力交瘁，不但感到壓力無比沉重，更感慨在如此緊要關頭卻無法請示父親，坦言對日外交危機是他從政以來最嚴苛的挑戰。由於椎名在台北面對各方詢問雙方未來的關係時，答稱日本政府會以維持與台北「舊有關係」為基礎來與北京談判建交，這也讓部分台方人士一度樂觀預測雙方的邦交或有可能維持下去，然而此刻蔣經國心中已無懸念，他認定一旦日、中建交，台北只有被迫斷交。 事實上，直到田中角榮抵達北京之前，國府內部對於究應如何因應，仍無一致的立場，張群與谷正綱等黨內大老態度依然強硬，前者主張把所有日僑匯於一處並予以集體遣散，後者則提議與日本右派勢力結合，利用自民黨內反田中派政客來推倒田中內閣，破壞日、中建交，而小蔣則自忖他只能以國家利益為依據，憑良知來做決定。 對台北而言，奇蹟並未出現，九月二十九日日、中雙方宣布建交，國府亦隨之對日絕交。小蔣悲憤之餘，再次感慨處理如此重大事件始終未能請示父親，根據其日記內容，半年後的一九七三年春天，當老蔣健康情況已有改善時，他才把台、日斷交的經過詳告其父。

華府對於台北失去對日邦交後的動態密切關注，並注意到蔣經國在批評東京外交轉向時曾指出，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雖代表全中國，但其目前統轄範圍則是台、澎、金、馬，顯然把官方主權的聲明與實際領土控制的範圍兩者做出區隔；美方分析外交的孤立局面已促使國府開始思考改變對自身定位的僵硬看法，突顯台灣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政治認同。 正當美政府評論蔣經國全面主政後，外交作為已趨彈性之際，他處理對日斷航事件時所展現的強硬姿態，著實令不少人跌破眼鏡；一九七三年底田中內閣為盡早與北京締結新航空協定，不惜屈服壓力，準備片面改變台、日既有航線與航權條件，宣示不承認「中華航空」為代表國家的公司，也不承認華航飛機上的旗幟代表中華民國國旗，並向台北施壓，由民間性質的航空協定取代邦交仍存在時的官方協議。

蔣經國態度堅決，拒絕任何片面變更台日航權的舉措，甚至透過管道警告日方，他將不惜以斷航作為報復，但田中內閣誤判形勢，認定台北不致採取如此激烈手段。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大平正芳宣布與北京簽署新航空協定，並按事先與中方達成之默契，不再承認華航為國籍航空公司，也不承認飛機上的旗幟代表國家旗幟，憤怒的小蔣召集幕僚研商後宣布對日斷航，還威脅一旦日本民航機進入台灣航空識別區時，戰機將升空攔截。 蔣自記此決定乃「為了民族的生存和國家的前途」，其意義在於面臨艱困之際，「表明我復國的立場、態度和決心」，他承認做此決策時心情至感沉重，但是決定之後，「心情泰然，自問無愧於心，此一政策可能產生之結果，將由歷史作證。」他還批評日本政客錯估台北立場，「以為我們為了貪圖近利，怕風波，而於日匪航空協定侮辱我國格之後，仍將忍受而繼續與日通航。這些政治流氓看錯了，想錯了，亦走錯了。」

(本文摘自《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遠足文化)

【作者簡介】

林孝庭

1971年出生於台北市，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傑出訪問學者，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出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研究領域包括近代中國政治、外交、軍事、邊疆與少數民族問題、冷戰時期美、中、台三邊政治、外交與軍事關係等。

主要論著有《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現代中國的民族邊界：西方之旅》（Moder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A Journey to the West）、《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1949-1988》等中、英文專著，以及中、英、日文學術期刊文章、專書章節、史料彙編、會議論文、百科全書詞條與書評等百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