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林立委與澎湖公投結果出爐之後,民進黨欣喜若狂,國民黨內則出現兩股不同的聲音:其中務實派認為,政治本來就有陰暗面,而搞政治與地方勢力合作,並不是什麼十惡不赦的罪過。而黨內理想派則對馬總統不與地方派系妥協的做法表示讚揚,認為寧可選戰落敗也不可失去理想,甚至提出「寧敗勿濫」的說法。

基本上,我們無法茍同「寧敗勿濫」的說辭;這樣的講法將「敗」與「濫」截然二分,而完全不考慮其中種種可能的折衝與變化。古往今來所有偉大的政治家,既非務實派的和稀泥者,亦非理想派的道德死硬,而是在環境的壓力下,不放棄中心理想,但也不斷在現實中做出關鍵改變、關鍵突破的實踐者。這一類實踐者不只是堅持理想,更重要的是,他們懂策略、懂方法、甚至更懂得政治操作中的取捨與妥協,以便布局、蓄勢、待機,終至適時發動而贏得關鍵鬥爭,以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

以上理論空談無益,讓我們舉一個實例,就能清楚了解什麼叫做逆境突圍的政治人物。廿年前當李登輝繼任總統時,台灣的政治環境對本土型政治人物並不友善。但李登輝能善用自己的總統職位與本土特質,逐步布局、伺機而行,先從俞國華手中拿下財經人事權、再卸李煥黨權、後取郝柏村軍權。他在奪權的過程中,總是不忘在關鍵職位布下核心人馬(例如蔣彥士、蔣仲苓、黃主文、黃昆輝),策略周延,也使他在歷次政爭中幾乎大獲全勝。

李前總統對台灣最大的貢獻是民主化與本土化,而他唯一的優勢就是他那戽斗憨厚的本土外型。李登輝當然想處理掉舊國民黨的勢力,但他了解,政治從來就不是全面對決,而是選擇性的突破,積小勝而為大勝。李氏也不曾與舊國民黨勢力劃清界線,夸言什麼「寧敗勿濫」,卻是在一次次鬥爭勝利中壯大本土新生勢力,量變終至質變。李登輝的作風當然有許多爭議,其與黑金勢力之掛勾、其引燃之省籍對立情節,都有值得史家批評之處,但要在政治逆境中做出改變、實踐理想,則李前總統的策略操作要比馬英九純熟多了、實在多了。

今天的馬英九有什麼呢?不外乎清新的形象與正直的人品,這與當年李登輝的形勢並無二致。但是我們要提醒馬總統:形象與人品是無法治國的。政治領袖若始終標舉形象、人品的特質,則往往只能凸顯對方的虛浮,卻沒有改造環境的實益;老是把形象掛在嘴邊,反而逼得自己面臨「敗」與「濫」二選一的窘境。社會學家韋伯說得很好:對政治而言,強調形象的道德倫理不足恃,唯有推動貫徹的責任倫理才是論定成敗的關鍵因素。

馬總統看不慣地方提名有案底的候選人,很好;但既然欽點子弟兵御駕親征,就要十二萬分地努力貫徹意志,而不是把欽差大臣單兵送去當炮灰。馬主席不滿雲林地方派系與賄選,很好;但如果這一仗顯然無法打勝,也不必要急著當下出手,以免事後由黨中央擔負起慘敗的責任,撼動自己的威望。花蓮與雲林二役,一處是戰鬥布局鬆懈遲緩、一處是戰鬥時機尚不成熟,但總統大人卻都勇敢求戰。結果呢?都輸了,然後就放出個寧敗勿濫的訊息,似乎自己又回到了韋伯道德倫理的護盾之後。說穿了,政治理想無論如何要靠勝選來貫徹;天下哪有不斷敗選,而竟然聲言自己雖敗不濫的道理?總統能夠選擇何時開戰、如何開戰、怎樣布局、先後次序,但是一旦戰火開啟,就要有九成的戰勝把握。

去年三月廿二日,台灣人民用七百多萬票選馬先生做總統,是希望他改革國家。今年中,國民黨人用極高的投票率支持他做主席,是希望他改革政黨。總統敗了,不就表示地方派系勝了?總統加黨主席,如果人民還不能期待他做出改變,那我們還能期待什麼?

華裔建築師貝聿銘在設計羅浮宮室外金字塔時,遭到法國政媒的全力反對。但貝先生親赴法國用說服力與毅力改變了反對環境、完成了作品、成就了藝術。羅浮宮再美,也要蓋完了才能供世人欣賞。馬總統的政治理想再崇高,也要實踐之後才能彰顯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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