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閣揆吳敦義拋出「庶民經濟」概念後(見圖,本報資料照片/洪錫龍攝),引發各界的討論,特別是經濟指標層面。主要的討論是經濟指標要如何反映一般民眾的切身感受,因此被提出來新指標包括:餐廳與娛樂場所營收/稅收、航空貨運業務,和高速公路上奔馳的貨櫃車數量等。這些所謂的「庶民經濟指標」或許可做為景氣評判的依據,但切身感受主要反映當下的情況,不像傳統的經濟指標有領先指標與落後指標的分類,若只以此為據,容易忽略了政府決策所需的脈絡深度。

更重要的是,「庶民經濟」要如何落實?我們嘗試拉長歷史縱深,從創新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拋磚引玉。

台灣的經濟發展有歷史的時空因素,但現在也因為歷史的轉折而面臨瓶頸。從創新的角度來看,台灣目前的經濟結構可歸類為工業化時代的「雙元經濟」。一方面,我們有出口導向的工業部門,這是循著雁行理論下國際生產網絡層級遞移的「產業升級」產物。這類製造業發展模式大多循著產品與技術升級、深化上游製造原材料與零組件的方向發展,棄守部分或外移低價的產品或價值鏈,以垂直和資本密集的方式轉進到部分高階或上游的價值鏈,但少涉及設計與品牌等價值鏈。

而且,受產業升級型態和對外投資的影響,中間財已成為我國主要出口產品,比重超過七成;甚至於配合國際品牌大廠的需求,我國有超過七成的企業研發支出是在占出口比重約四成的ICT領域。換言之,我國絕大部分的企業研發支出是配合海外的需求。

另一方面,我們的一些內需導向部門,大多是受保護的部門(如國營事業相關部門)、或以行政規範節制的「準產業部門」(如醫療、教育)、或結構零散的部門(如部分服務業與農業)。他們相當的本土化,直接提供在地居民服務,固然有許多全球頂尖的成就,政府引為未來政策的產業方向,但是由於政策與結構因素,也使他們長期比較缺乏競爭,進而影響他們創新與發展的動能,當然對其在地服務及經濟發展的貢獻也因而受到侷限。

如果中、印不崛起,台灣或許還可以持續這種發展方式,但是在很多新興產業的國際移動過程中,台灣已經開始面臨來自中、印等國的直接競爭。再者,中國大陸即便要轉型為以內需為成長動力,台灣只以中間財能夠進佔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嗎?更何況我們的中間財也將要面臨中國大陸的進口替代競爭。

科技始終來自人性,創新更應如此;政治人物喜歡講「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但是,台灣的一個大問題在於我們的研發創新主要在解決海外或國際大廠的需求,較少能夠系統性地解決多數民眾的切身問題。即便我們有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卻也無法適時地回應台灣面對災變的需求。雖然我們無線通訊普及率高,也率先鋪設WiMax,但卻也尚未能解決政府回應民眾需求的問題。

解決國內的問題能夠帶動創新和出口嗎?許多小國寡民國家在一些領域的成就,證明這是可能的;但需要搭配國際連結策略,例如芬蘭的無線通訊、丹麥的風力發電。荷蘭甚至因應氣候變遷,正在推動以與自然和平共存為主軸的「三角洲計畫」。事實上,泰國與韓國的醫療觀光也是先以服務國內需求奠定基礎,再進而服務國際。

而且,越往中間財方向發展,資本和技術越密集,一方面所能創造的就業越有限,另一方面,許多製程設備更依賴國外進口。循著這個方向,政府即便要刺激投資,也會面臨水電環保等方面的壓力。

換言之,台灣現有經濟發展模式有其侷限性,諸多公共要素的投入已趨於邊際生產力遞減。因此,「庶民經濟」的重點不在於指標之爭,而在於政策與創新的成果能否更貼近多數民眾的切身需求,一方面解決在地多數民眾的需求,並由此發展出創新產業和出口的可能性;一方面透過公共服務的提供,增加在地居民生活的便利性,以協助擁有生產力民眾有效發揮其生產力。

台灣發展模式的路徑畢竟無法一夕改變,但是至少某些領域要能夠系統性地解決國內需求,政府與民間可藉國內的挑戰帶動貼近人性與庶民的創新。甚至於,要扭轉既有的結構,經濟發展已不再是經濟部與經建會的責任,其他部會也休戚與共,這或許可以從讓每個部會在其權責領域認養「產業創新條例」,驅動民間或產業部門以改善在地居民生活品質為創新目標做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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