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國集團(G20)領袖高峰會後宣佈,除了兩年內將取代八大工業國集團(G8),成為促進全球經濟合作最主要的論壇之外,也將致力於扭轉全球貿易失衡與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等任務。G20顯然已確認貿易失衡是許多問題的病灶,尤其是方興未艾的貿易保護主義與引發此波全球經濟衰退的金融危機。問題是,「自古有之,於今尤烈」的貿易失衡何以如此棘手?G20的宣示對全球經濟復甦,甚至國際貨幣體系健全發展,能否發揮正面影響,值得探究。

全球貿易失衡主要指以中國、德國與日本為首國家龐大的貿易順差,以及美國、英國與西班牙等國所出現的長期貿易赤字。以失衡兩端最具代表性的中美兩國來說,中國的經常帳(主要為商品與勞務貿易加上海外投資淨所得)在2008年的盈餘即高達4,000億美元,約占其GDP的10%,而美國則從2005年以來每年經常帳赤字都超過7,000億美元,占其GDP將近6%,也幾乎是兩個台灣的年國民生產毛額總和。至於中國目前擁有超過2兆美元的外匯存底,以及美國自1980年以來對外所累積超過10兆美元的債務,其實也都是貿易失衡的「落後指標」。

從全球做為一個整體的角度來看,中國等貿易盈餘國家所累積的低孳息或低報酬巨額外匯,等於是踏入國際版的凱因斯「流動性陷阱」,為全人類著想,自該設法刺激其有效需求,以免全球經濟持續衰退。

乍看之下,解決貿易失衡似乎很簡單,方式則不外乎反轉目前的貿易順逆差局勢,一方面讓中國多增加支出(國內消費與投資),尤其是轉移部分國外需求成為國內需求,亦即透過人民幣升值來減少出口或增加進口,另一方面則敦促美國減少支出或採與中國相反措施。

然而,由於國際間缺乏一個「中央政府」,致使此一調整困難重重,否則相當程度即可直接透過國與國之間(例如中美)的支出轉移來恢復平衡。而無論是G8或G20等國際組織的協調機制如何完善,顯然都只能克服部分這種國際關係上所謂「無政府性」的千古難題。

此外,全球經濟衰退的部分遠因確可歸咎於經貿失衡,因為此一失衡乃源自美國大規模進口商品並出口有價證券,形同貿易盈餘國家以低利率補貼美國消費或融資資產(房地產)泡沫,共同造就了金融危機。麻煩的是,各國對抗經濟衰退的思維與方式卻無助於改善貿易失衡,比如中國和美國都更加迫切需要經濟成長,至少短期內中國的人民幣更不可能大幅升值,因唯恐影響出口。而美國雖然民間部門會減少支出,但公部門必然要透過大量赤字預算來挽救失業問題與低迷經濟,回過頭來反而更需要包括中國在內等貿易盈餘國家,繼續購買其政府債券來融資這些財政赤字,形成惡性循環。

話說回來,即使沒有當前的經濟衰退,或者美元也不再是獨占鰲頭的國際儲備貨幣,貿易一旦嚴重失衡時,調整責任歸屬究竟應置於貿易盈餘國家(債權人)或貿易赤字國家(債務人)身上,也是所有國際貨幣體系良好運作與否的試金石。理論上當然是「對稱」比較妥當,債權人可透過多花錢、景氣繁榮或讓匯率升值等方式,同時由債務人採少花錢、景氣衰退或讓匯率貶值等緊縮政策,自然可以逐漸扭轉國際貿易失衡。

但由於債權人通常擁有較大發言權,且往往就是霸權國家的化身,比如一戰前夕的英國與二戰後的美國,所以無論是國際貨幣體系的原始設計或現實情勢的變遷,絕大部分的調整責任後來都由政經都處於弱勢的「債務人」國家來負擔,早期的金本位與二戰之後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體系莫不如此。

有趣的是,美國經濟地位已從早期的「債權人」國家逐漸演變成今天的「債務人」國家,而雖然相對沒落,美國卻仍居霸權地位,自然會把貿易失衡的責任部分推給「債權人」,一如1980年代之要求日本,以及晚近之於中國。不過,這樣不合理的現象不可能永遠存在,美國在G20的地位向下滑落,中國份量逐漸加強,主導權不再定於一尊,已是明顯現實。由此角度觀之,債務人與債權人對稱或共同分擔貿易失衡調整責任的時機,反而比以往成熟,對G20「導正全球貿易失衡」此一宣示,似乎也就不必全然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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