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G20扭轉全球貿易失衡的宣示能否實現

全球貿易失衡主要指以中國、德國與日本為首國家龐大的貿易順差，以及美國、英國與西班牙等國所出現的長期貿易赤字。以失衡兩端最具代表性的中美兩國來說，中國的經常帳（主要為商品與勞務貿易加上海外投資淨所得）在2008年的盈餘即高達4,000億美元，約占其GDP的10％，而美國則從2005年以來每年經常帳赤字都超過7,000億美元，占其GDP將近6％，也幾乎是兩個台灣的年國民生產毛額總和。至於中國目前擁有超過2兆美元的外匯存底，以及美國自1980年以來對外所累積超過10兆美元的債務，其實也都是貿易失衡的「落後指標」。

從全球做為一個整體的角度來看，中國等貿易盈餘國家所累積的低孳息或低報酬巨額外匯，等於是踏入國際版的凱因斯「流動性陷阱」，為全人類著想，自該設法刺激其有效需求，以免全球經濟持續衰退。

乍看之下，解決貿易失衡似乎很簡單，方式則不外乎反轉目前的貿易順逆差局勢，一方面讓中國多增加支出（國內消費與投資），尤其是轉移部分國外需求成為國內需求，亦即透過人民幣升值來減少出口或增加進口，另一方面則敦促美國減少支出或採與中國相反措施。

然而，由於國際間缺乏一個「中央政府」，致使此一調整困難重重，否則相當程度即可直接透過國與國之間（例如中美）的支出轉移來恢復平衡。而無論是G8或G20等國際組織的協調機制如何完善，顯然都只能克服部分這種國際關係上所謂「無政府性」的千古難題。

此外，全球經濟衰退的部分遠因確可歸咎於經貿失衡，因為此一失衡乃源自美國大規模進口商品並出口有價證券，形同貿易盈餘國家以低利率補貼美國消費或融資資產（房地產）泡沫，共同造就了金融危機。麻煩的是，各國對抗經濟衰退的思維與方式卻無助於改善貿易失衡，比如中國和美國都更加迫切需要經濟成長，至少短期內中國的人民幣更不可能大幅升值，因唯恐影響出口。而美國雖然民間部門會減少支出，但公部門必然要透過大量赤字預算來挽救失業問題與低迷經濟，回過頭來反而更需要包括中國在內等貿易盈餘國家，繼續購買其政府債券來融資這些財政赤字，形成惡性循環。

話說回來，即使沒有當前的經濟衰退，或者美元也不再是獨占鰲頭的國際儲備貨幣，貿易一旦嚴重失衡時，調整責任歸屬究竟應置於貿易盈餘國家（債權人）或貿易赤字國家（債務人）身上，也是所有國際貨幣體系良好運作與否的試金石。理論上當然是「對稱」比較妥當，債權人可透過多花錢、景氣繁榮或讓匯率升值等方式，同時由債務人採少花錢、景氣衰退或讓匯率貶值等緊縮政策，自然可以逐漸扭轉國際貿易失衡。

但由於債權人通常擁有較大發言權，且往往就是霸權國家的化身，比如一戰前夕的英國與二戰後的美國，所以無論是國際貨幣體系的原始設計或現實情勢的變遷，絕大部分的調整責任後來都由政經都處於弱勢的「債務人」國家來負擔，早期的金本位與二戰之後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體系莫不如此。

有趣的是，美國經濟地位已從早期的「債權人」國家逐漸演變成今天的「債務人」國家，而雖然相對沒落，美國卻仍居霸權地位，自然會把貿易失衡的責任部分推給「債權人」，一如1980年代之要求日本，以及晚近之於中國。不過，這樣不合理的現象不可能永遠存在，美國在G20的地位向下滑落，中國份量逐漸加強，主導權不再定於一尊，已是明顯現實。由此角度觀之，債務人與債權人對稱或共同分擔貿易失衡調整責任的時機，反而比以往成熟，對G20「導正全球貿易失衡」此一宣示，似乎也就不必全然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