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美國慶祝立國二百周年,當時適逢在紐約生活,對當時美國國慶在紐約市舉辦的各項節目,迄今印象仍深。

那一天陽光普照,紐約市慶祝國慶節目,重點都放在曼哈頓下城的紐約港口一帶。來自歐洲以及世界各國前來祝賀的高桅帆船,幾乎填滿了哈德遜河,船上的白帆夾雜著彩旗隨風飄揚,在自由神像襯托下,為紐約港口帶來歡愉氣氛。岸邊平日節奏忙碌的華爾街金融區,明顯少了領帶西裝一族,來自各地遊人或忙著拍照,或觀賞世界多個民族藝術家在街頭的表演,其中有日本鬼太鼓、韓國的絲帶舞、加勒比國家的銅鼓演奏以及在歡樂日子總是少不了的中國舞獅和舞龍。

紐約是一個由多個少數民族聚居的文化大熔爐,不論是義大利裔還是愛爾蘭裔、華裔或是日裔,都視紐約為他們的安身之地,美國是他們的國家,這種歸屬感尤其可以從唐人街國慶時的華裔退伍軍人的身上感受得到。紐約以文化主題作為美國立國二百周年的重點節目,強調族裔和諧共處,恰好點出紐約或甚而是全美國的特色。

但這個特色後來卻被一些學者歸咎是腐蝕美國立國精神的元凶。據杭廷頓在去世前最後的著作《誰是美國人?》,美國的核心價值就是受到族裔多元化的特色所侵蝕。他筆下所形容的美國立國精神和核心價值,就是他所謂的「獨特的盎格魯-新教徒文明」,當中主要的元素包括了沿用英語、對基督的信念、對宗教的承諾、秉承英式的法治、強調統治者的責任和個人的權利。

美國是一個學術自由的國家,沒有所謂「御用」或「欽定」的大師,權威如杭廷頓的理論,照樣受到挑戰。反對者認為杭廷頓所說的獨特的「盎格魯-新教徒文明」就根本不存在,因為美國的教會本來就是派系分明,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獨特性。再者,他們指出早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天主教徒的人數已經超越新教徒而成為美國基督教會最大的一個教派,而在天主教教義影響下,美國人改變慶祝復活節方式、改變了上學習慣、改變了體育規則,甚至改變外交政策。例子之一,卡特政府時代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本身是波蘭天主教徒,透過其與同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親密關係,傾力支持波蘭獨立工會的民主運動,最終得以擺脫蘇聯對波蘭控制。

在《誰》一書中,杭廷頓又對新一代的移民心存猜忌,總認為他們不像以前的移民那般樂於融入美國的主流,他尤其認為最大的一個移民族群墨西哥人,教育程度較其他人差,也不願意歸化美籍。但事實卻恰好相反,一個足可代表融入主流程度的統計顯示,除了韓國移民之外,墨西哥移民改信基督新教的人數,是各族之冠。此外,杭廷頓自己收集的民調數字也顯示,百分之七十五的移民表示願意為美國上戰場。而二○○四年二月統計的伊拉克美軍陣亡數字,總共罹難的五二五人中,六十四人的姓氏屬於西班牙語系,即墨西哥或波多黎各等中南美洲人,其比例剛巧與總人數相若。

歐巴馬是美國史上第一個黑人總統,這當然不表示美國沒有族裔矛盾,到今天還有人拿歐巴馬膚色挖苦和調侃,證明要完全消弭族裔之間的成見相當困難,但為了增進族裔之間的和諧,與其像杭廷頓那般的要維護一個跡近至高無上的「盎格魯-新教徒文明」,倒不如強調一個集體性的國家核心價值,因為前者需要其他族裔對本身傳統概念的調整,後者則開放予各族各裔對塑造一個符合大眾利益的美國所作的建議和貢獻。

一九七六年的美國正要走出越戰和水門的陰霾,二百周年的國慶剛好為人民帶來一個忘卻過去、展望未來的時機,而正就是這股盼望求新求變心態,他們在三個月後就選出了一個以政府革新者自居的卡特,成為美國新總統。七月四日當天,時任總統的福特,則正忙著在白宮接待專程到美國慶賀國慶的英女皇伉儷。

紐約港口的高桅帆船和華爾街街頭的民族藝術表演,在在告訴我們,在如此重大的喜慶日子,以人為本,與民同樂才是促進民族和諧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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