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問(以下簡稱張):我們都知道你的影片在記錄時代。但我想問的是,時代如何在你的生命中留下刻痕。我們先談談八○年代,你的青春成長期。

賈樟柯(以下簡稱賈):八○年代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期,比如說有過各種啟蒙,但是它實際上在完成一個迫切的現代化工作。現代化就是要求最基本的一個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比如說自由、民主和公正等,它最終都帶來個人價值的解放。

今年是新中國建國60周年,整個中國社會可以分為前30年和後30年。前30年實際上就是努力建立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然後試圖用集體主義來解決中國人民一盤散沙的問題。30年之後,是在糾正這個集體主義和計畫經濟,逐漸形成一個自我意識的形成和覺醒,所以無論是從流行音樂、流行文化還是哲學都是如此。八○年代就是這種自我意識和個人意識的萌發期,是要掙脫過去的集體主義,消除過去那種壓制個人反思能力的專制體制。

這也涉及到了一個現代化的問題。我們談中國經濟模式的現代化、政治體制的現代化,但最終還要落實到個人的現代化,這包括和過去教育基因裡面的負面因素作一個鬥爭。比如說過去文革10年的鬥爭哲學最後進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裡,在日常生活裡產生莫名的仇恨,包括法西斯性。我很想寫一篇關於中國內陸文化裡面一些慣性的思維。比如說我們在看四○年代的《小城之春》,它長期被人認為是軟性電影,實際上這種力量帶有黨同伐異、帶有對暴力的宣揚,那麼這種力量感、這種美學,都是內心世界的一種負面因素。所以我們應該要去釐清這些美學與價值。

張 :回到八○年代,你作為一個青年的生活呢?

賈:八○年代是一個瘋狂追求和熱愛流行文化的年代。七○年代末,就是我7、8歲的時候,整個中國文化是所謂革命的文藝,很窒息沒有娛樂,我們能看到的電影就是《紅色娘子軍》這些東西。

到了八○年代開始有通俗文藝出現,比如說最早是孫越主持的一個廣播節目讓我們接觸到台灣音樂。節目開頭就是鄧麗君的〈我要對你歌唱〉,然後急智歌王張帝和劉文正這一批就傳過來了。電影方面,最早是胡金銓、李翰祥到徐克、吳宇森的電影,同時1982、1983年開始有錄像機出來。

所以整個八○年代的前半段,一方面是流行文化,就是台灣的音樂、香港的電影;再一方面是大陸的文化變革,這個文化一開始就是詩歌,如北島、顧城等朦朧詩派。那時候寫詩是年輕人非常時髦的表達方法。當時大陸有一個詩人叫做汪國真,寫那種很甜膩的詩,他最有名的一句詩是:「既然選擇了遠方,留給詩人的只有背影」,這種詩大家也愛讀。席慕蓉的詩也風靡。

然後是小說。我受到大陸新時期小說的影響很大。傷痕文學出來時,1977、1978年時,我還太小了。但是到了八○年代中,所謂的尋根文學出現,如賈平凹的小說、鄭義的小說《老井》、路遙的小說,這些作品跟社會有非常緊密的聯繫,且是對中國社會很勇敢的反思。對我影響很大的一篇小說是路遙的《人生》,那篇小說當時是家喻戶曉。小說的核心問題是大陸的戶籍制度,那個制度非常嚴酷,限制人旅行移動的自由和受教育的權利。這個制度本來就有,但是看了小說以後會發現原來它是不合理的,所以這給我們一個懵懵懂懂反思身邊體制的契機。另外,鄭義的《老井》或李銳的《厚土》這些小說,其中那種很勇敢、直接地對貧窮的認識、對制度的揭示,對我都有很大的啟發。

後來他們這批作家幾乎都因為關心現實而發生了很多變故,譬如鄭義在「八九」過後就逃亡了。 「八九」是一個重大的轉變點,這之後的文學也不一樣了,比如說蘇童、余華等人,用不同的方法切入現實。但是我很難忘「八九」之前那種很生猛的、不迴避的文學態度,好像一把泥巴嘩一下地就扔過去,包括劉恆早期的文學如《狗日的糧食》有一種直接的美。我後來從事電影,更欣賞那種直觀的藝術,一個人的面孔、一個人走路的樣子、縣城裡面的風沙、風塵,所有這些東西都一目了然可以看到。這是八○年代文學令我著迷的地方。

張:既然如此,那為什麼後來不是成為文學創作者,而是決定學電影?

賈:我是一個成熟特別晚的人。16、17歲時,很沉溺於縣城那個環境裡類似幫會兄弟的氣氛。而且當時有一陣經商熱,我也賣過菸。那是青春成長期中,一種對成長的奇怪嚮往,要很早賺錢,然後兄弟去打架。這些東西你身在其中是很難自拔的。

(文轉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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