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所以您覺得九○年代中期以後,商業力量主導文化,非主流文化開始衰退?

賈:其實消失的不是喀擦一下,它有一個過度。比如到1996、1997年的時候,網路影響很大。當時《小武》一放,在網路上被評論,然後大家就都找這個電影來看。同時盜版出來了,今天晚上在網路看到這個電影,第二天去新街口就有盜版了。到了2000年《站台》的時候,還有無數個放映會,大家好像一個祕密集會一樣。現在這種活動還有,只是被邊緣化的很厲害。

我說的邊緣化就在於獨立文化被公眾價值認識。本來應該是年輕人最親近這種文化,但現在獨立文化如果賺不到錢,在價值判斷上就被認為是一個貧窮的文化,那麼很多年輕人是嫌貧愛富的,就會遠離這種藝術。這就好像現在北京、成都有中學生就在背LV名牌包,這太奇怪了。青春應該有一種天然的反叛,想要去接近非主流文化。

張:談到獨立文化,你現在顯然有更多資源和發言權。一定有人問過你現在是處於主流還是非主流這類問題。你怎麼看自己的角色?

賈: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讓獨立電影產生一個基本的工業模式,然後獲得更多的空間和關注。我不想做為一個所謂的旗手。旗手很容易作,喊口號就可以。但是重點是要做事情。以前獨立電影一出來,有很多媒體和影評介紹,可現在有很多年輕一代導演不是拍得不好,卻在媒體系統裡面得不到關注。所以,是不是有一種合作的方法,不是懼怕而是共舞的方法,來提供一種價值觀,提醒人們去關注獨立電影。但我很痛心的是,現在獨立文化有一種自我邊緣化的傾向,跟公眾接觸的介面萎縮的很厲害,因此越來越像封閉起來的小圈子文化,變成另一種菁英文化。

我一直相信的是「堅持獨立性,決不邊緣化」。我們絕不能孤芳自賞。我們應該有足夠的意志力和足夠的智慧來跟主流對話並合作。因為任何一個時代、社會裡都有所謂主流的價值,這個主流價值一定是權力所倡導的價值。但不是說權力結構中沒有空間和彈性;跟權力結合或跟主流結合不等於被它吞噬。這是當前中國社會結構的現實。我們要在這個結構裡面去努力改變,這是一個見效最快的方法。比如說南方報系也是共產黨的媒體,但是它能掌握到一個平衡,一直有公正、理性的聲音出現。當然裡面有很多犧牲、不同的波折。如果我們只用一種很簡單的方法來與體制對立,對個人來說是一個很爽的事情,卻不一定對事情和對我們追求的文化價值是有幫助的。

張:是否不論是國家或商業體制來找上你的時候,你並不會感到懼怕或是反對,而是看怎麼樣合作,如何掌握自己獨立性的空間?

賈:對,我覺得直接去跟資本跟權力對立起來,是一個很笨的方法。比如說我最近爭議最大的是廣州要辦一個亞運會,我是創意小組的成員。人們第一反應就是說,賈樟柯去幹官方的事情。但問題是,如果我們對奧運會有一堆意見,這意見怎麼表達出來?最好的一個方法就是我們成為那事件裡面的一員,把我們的觀點呈現出來。

我們都說奧運會傳達一種落伍的價值觀,傳播一種暴力,一種整齊劃一的群體性,是缺乏個人自由的法西斯美學。然而當又有類似的一個活動出現,且活動主辦方問你可不可以出一些主意時,我就想既然可以在一個核心團隊中提供不同的思考時,我為什麼不去做?當然我的意見不一定能夠被採用。但我覺得不是說我跟你劃清界線,我是獨立的。那麼我們保持獨立精神是為了什麼?一定是為了改變一些東西,一定是為了提供一些思維。合作不等於喪失原則,合作不等於變成他。

實際上這有一個大眾傳播媒介平台的問題。就好像我們有一個事件真相的文章,把他發表在發行量有一百萬份的南方周末,跟我們只在幾個博客之間交流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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