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B2)

另方面我也是個文藝青年,喜歡閱讀、寫詩,但是對於表達自我沒有自覺性,就是一個孩子。真正讓我改變的關鍵是因為「八九」。這個事件對整代年輕人是一個很大的挫折。從那個時候我開始思考人生,開始有社會理想。莫名其妙地想講話,但講什麼還不知道,用甚麼方法講也不知道。

那時候也面臨了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就是將來要做甚麼。當時大學沒考上,我想隨便在縣城找個工作,只要跟那幫兄弟在一起就可以。但我父親說你最好還是能接受一點「高等教育」,一個人還是必須經歷一些這種不一樣的。他的話給我很大的影響。但我學習方面又很糟糕,我父親就建議我去學美術,因為美術不用考數學。因此我才開始學美術,並不是想當畫家。

去學美術意味著離開了封閉的縣城區。去了太原唸書之後,一下子整個世界,接觸的書,交的朋友都不同。那個時候大陸的書店都是新華書店系統,而山西省新華書店的總店有一個進口圖書的房間,都是玻璃櫃,裡面全是莫內、畢卡索、雷諾瓦的畫冊;書店會扔幾副手套,只要你戴著那個白手套就可以把書拿下來看。我很感謝當時書店的經理,他是個偉人,讓誰都可以看到那些書,不像北京電影學院裡港版書還要鎖起來。

後來看電影,看到《黃土地》,就一下子陷進去了。因為我們老家的地方就是這些土地,那是第一次從電影裡面看到自己的家鄉、自己的土地,那種樣子和那些人,和我們村裡一模一樣。當然他拍得很好,很感人。我開始覺得想學電影,於是去北京念電影學院。

我覺得我的成長過程裡,有個優點就是把拍電影當作某種社會理想,並不僅僅是說一個愛好,這個社會理想也說不清是甚麼,可能是想要把貧困的人群拍出來,這是一種簡單的理想,希望把被忽視的現實呈現出來。

張:在八○年代的詩歌文學之外,崔健對你有影響嗎?

賈:有啊,我覺得崔健帶給中國年輕孩子的就是一種反叛精神。我們不會去體會它歌裡面細微的變化。比如說〈一無所有〉,很多人解讀說它是描述一種幻滅感。但我們其實沒有想這麼多。不過,他的音樂旋律與節奏,特別是他的演出形式、他的服裝,都帶給我們一種反叛價值,一種對約定俗成的社會秩序的抵制。八○年代末到九○年代初,一直到95、96年,真的有這樣一種精神性的搖滾時代。之後就完全就傾向到消費文化。

1993年我那時候讀大學,北京酒吧剛開始多起來,只要是周末,我們就騎著自行車一晚上去好幾場演唱會。有些酒吧有小的舞台劇,有些酒吧放獨立電影,我記得我第一次看王小帥的《極度寒冷》就在一個酒吧,導演自己在放那個16毫米。每個周末都是非主流文化的盛宴。這些現象要到九○年代中期才開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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