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詩人賈樟柯

另方面我也是個文藝青年，喜歡閱讀、寫詩，但是對於表達自我沒有自覺性，就是一個孩子。真正讓我改變的關鍵是因為「八九」。這個事件對整代年輕人是一個很大的挫折。從那個時候我開始思考人生，開始有社會理想。莫名其妙地想講話，但講什麼還不知道，用甚麼方法講也不知道。

那時候也面臨了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就是將來要做甚麼。當時大學沒考上，我想隨便在縣城找個工作，只要跟那幫兄弟在一起就可以。但我父親說你最好還是能接受一點「高等教育」，一個人還是必須經歷一些這種不一樣的。他的話給我很大的影響。但我學習方面又很糟糕，我父親就建議我去學美術，因為美術不用考數學。因此我才開始學美術，並不是想當畫家。

去學美術意味著離開了封閉的縣城區。去了太原唸書之後，一下子整個世界，接觸的書，交的朋友都不同。那個時候大陸的書店都是新華書店系統，而山西省新華書店的總店有一個進口圖書的房間，都是玻璃櫃，裡面全是莫內、畢卡索、雷諾瓦的畫冊；書店會扔幾副手套，只要你戴著那個白手套就可以把書拿下來看。我很感謝當時書店的經理，他是個偉人，讓誰都可以看到那些書，不像北京電影學院裡港版書還要鎖起來。

後來看電影，看到《黃土地》，就一下子陷進去了。因為我們老家的地方就是這些土地，那是第一次從電影裡面看到自己的家鄉、自己的土地，那種樣子和那些人，和我們村裡一模一樣。當然他拍得很好，很感人。我開始覺得想學電影，於是去北京念電影學院。

我覺得我的成長過程裡，有個優點就是把拍電影當作某種社會理想，並不僅僅是說一個愛好，這個社會理想也說不清是甚麼，可能是想要把貧困的人群拍出來，這是一種簡單的理想，希望把被忽視的現實呈現出來。

張：在八○年代的詩歌文學之外，崔健對你有影響嗎？

賈：有啊，我覺得崔健帶給中國年輕孩子的就是一種反叛精神。我們不會去體會它歌裡面細微的變化。比如說〈一無所有〉，很多人解讀說它是描述一種幻滅感。但我們其實沒有想這麼多。不過，他的音樂旋律與節奏，特別是他的演出形式、他的服裝，都帶給我們一種反叛價值，一種對約定俗成的社會秩序的抵制。八○年代末到九○年代初，一直到95、96年，真的有這樣一種精神性的搖滾時代。之後就完全就傾向到消費文化。

1993年我那時候讀大學，北京酒吧剛開始多起來，只要是周末，我們就騎著自行車一晚上去好幾場演唱會。有些酒吧有小的舞台劇，有些酒吧放獨立電影，我記得我第一次看王小帥的《極度寒冷》就在一個酒吧，導演自己在放那個16毫米。每個周末都是非主流文化的盛宴。這些現象要到九○年代中期才開始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