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一位台西客運的蘇姓駕駛在行經高速公路彰化路段時,突然腦中風,但他仍忍痛將車駛抵路肩,確保了20名乘客的安全後才昏倒,送醫不治。9月下旬又有一輛載滿遊客前往南投的遊覽車,行經山路,煞車失靈,侯姓司機穩住車身讓33名旅客安全下車後,自己連同車子瞬時翻落駁嵌而殞命。

這兩件事看似平凡,也未在報章上獲大幅刊載,但這樣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尤其在如今盡是荒腔走板的新聞事件中,這兩位司機的表現非僅讓人感動而已,更讓人回想起昔日台灣人民殷勤盡責、捨己為人的美德。二戰結束後台灣一片荒蕪,沒有資本,沒有技術,所以能在1970年代創造經濟奇蹟,而居四小龍之首,所憑藉的正是這種殷勤盡責的美德。但曾幾何時,這種美德逐漸消失,如今青年人追逐的是一夕致富的夢想,政府追逐的是冰冷的施政績效,從而殷勤盡責得不到掌聲,投機搖擺、逢迎拍馬者卻可直上青雲,終致今日台灣社會日趨冷漠,經濟競爭力一落千丈。

今天許多人已習慣用全球競爭力報告來衡量台灣的情勢,但這樣量化的指標真能測出台灣的真正問題嗎?恐怕是不行的。以台灣1950年到1970年代資源匱乏的情況,若用今天的競爭力指標評比,名次應會落在百名之外,但台灣卻能在兩岸漫天戰火下,讓出口排名一路挺進至全球第12名,這一競爭力所憑藉的固然是財經大員的遠見,但不可否認的是,台灣人民殷勤盡責的美德更是關鍵所在。

台灣何以在20年前會有這樣的美德?原因很簡單,政府在那個年代所推崇表揚的,正是殷勤盡責的精神。當鄭豐喜寫下《汪洋中的一條船》經報導後,這個平凡的青年人奮鬥的故事立即被總統蔣經國注意到,並予以表揚;這看似一件小事,但對於社會風氣的影響至鉅。遺憾的是,這些年來政府高層只會關切報紙頭版、二版、三版的大消息,於是見義勇為的地方新聞永遠得不到高層的重視。2002年彰化一位學童看到警察違規在校園PU跑道上騎單車,無畏的上前禮貌勸阻,卻被毆成重傷;學童的正義感沒有獲得教育部等中央大員的關切慰問,如此辦教育,我們如何能寄望下一代孩子從學校教育得到正義的美德?

如今亦然,這兩位捨身救人的司機,迄今未獲馬總統、吳院長等中央大員前往慰問,或講幾句話。我們的領導高層們平日總是大談社會正義、堅守崗位的美德,如今這兩位基層司機的義行,難道不值得馬總統、吳院長去關切一下嗎?府院高層們難道永遠只能跟隨輿論頭版、二版、三版的大消息走,而不能引導輿論,把地方版的新聞變成全國版的新聞嗎?這兩位司機的表現,說明台灣社會那種殷勤盡責的美德雖氣若游絲,但仍未消失,只要馬總統能領導輿論加以表揚,對於台灣社會必可帶來激濁揚清的作用。

小民百姓的故事經常可以激勵人心,也常為美、歐社會廣為傳揚。一部名為《橋》的電影即述說著大家相當熟悉的故事:在風雨交加的夜晚,橋上的鐵軌出了問題,一位守橋員的小孩為阻止這一列火車跌入河谷,奮不顧身,結果火車所有乘客得救了,但這位小孩卻犧牲了。這樣的故事如今一幕幕真實的在台灣社會出現,而我們的府院反應竟如此遲鈍,簡直不可思議。

馬總統須知,台灣今天一切的物質條件都比20年前好,但失去的卻是正義、感恩、同情的道德心。若不恢復這樣的美德以累積社會資本,隨著台灣的勞資日益對立、兩黨日益紛爭、社會日益分裂,如此台灣還有何競爭力可言?政府與其花費大批人力、物力錙銖必較於國際競爭力評比這些冰冷的數字,倒不如以現實社會發生的小故事,來引導輿論,回復昔日台灣社會的美德。

我們認為馬總統應站在國家領導人的高度,思考台灣經濟社會的未來,引導輿論,而不是每天被輿論追著跑。19世紀英國首相格蘭斯頓(W.E.Gladstone)被譽為「輿論之母,而非輿論之僕」,格蘭斯頓自己則說:「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時勢之真相,喚起應時之輿論,而指導之,以實行我之政策。」這番見解對於上任逾一年四個月,天天疲於應付輿論的馬總統而言,自應有一些啟示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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