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與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這樣的結局並不是童話的專利,有人統計過,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好萊塢電影,都是典型的「快樂的結局」,同樣的,要建構強國的神話,歷史也要停留在勝利的那一刻,因此,慶祝中共建政六十年的電影《建國大業》,在大陸大賣,和好萊塢的電影公式,是同樣的道理嗎?

當然,有國家的介入,情況要複雜得多,就如同Ernest Renan所說,「對於要成為一個國家的人民來說,在過去一道做出偉大的事情,今後希望做出更多偉大事情的經驗想法都是必要的條件」,但也正如Renan所說,「國家之所以能形成,是因眾人具有許多共同點,也同時遺忘了許多往事。」

難怪中國目前不歡迎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因為它點出,建國大業並不完全是段充滿光明面、啟蒙式的歷史;而二年前章詒和的書《伶人往事》被禁,不正因為這本深受歡迎的書,點破王子公主從此並未過著快樂的日子,即使伶人的命運都不能不受波及。

但是,Renan描述的是一八八二年、近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年代,而在經過二十世紀法西斯的慘痛教訓後,人們終於學到,國家的建立,不一定也不應該建立在遺忘之上,最極端的例子就是二戰後的德國,學者荊子馨指出,猶太大屠殺的記憶成為塑造戰後德國國家認同的工具…,因為,只有透過對大屠殺的強迫哀悼與集體記憶,才可以在戰後時代重新建構一個不帶有納粹偏差的德國認同。

當然,德國的模式是一個罕見的例子,對多數的國家(即使是民主國家)而言,歷史還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戰爭,例如,將於今天來台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在二戰後的日本發現,一夕之間,美國從憎恨的敵人變成朋友,天皇從神變成凡人,大家毫不在意的說著完全相反的事,這讓他開始思考孩子為何要上學這個嚴肅的問題。

這樣的大江健三郎,因此時時刻刻反省著「何謂日本人?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個思考又將他帶到做為日本、美國核基地的沖繩,在美日安保體制中隨時可能被遺忘及犧牲的沖繩;為了這本書,日本右派一狀將大江告上法庭,但是,法庭的證言,讓大江更有信心,將來日本人有可能成為不靠說謊去生活的人。

也許,就像尼采說的,過多的歷史或記憶,會讓我們無法負荷,但是,面對童話或謊言,記憶可能是我們唯一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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