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1999年4月16日柏克萊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哈利．克萊斯勒（Harry Kreisler）的採訪。本文的翻譯和發表，得到大江先生同意。

〉〉身世背景

問：歡迎來到柏克萊，請問您在哪裡出生、成長呢？

大江：我1935年出生於日本列島的一座小島。必須強調的是，我六歲那年日美戰爭開打，十歲時見證戰爭結束，所以我的童年在戰爭中度過。這是很重要的。

問：你是家族中第一位作家嗎？

大江：這個問題很微妙，我的家族至少已經在這個島嶼上生活了兩百年，祖先中有許多是記者。所以，如果他們曾想過要出版著作，我認為他們應該是最早的一批作家。但不幸、也或許是很幸運的是，他們並沒有出版，所以我成為第一個出版自己作品的人。不過我母親總說：「我們家族的男人總是寫一樣的東西。」

問：您曾在一次訪談中提到：「我動筆寫小說的原因是，嘗試回憶的行為與創作的行為開始重疊。」

大江：是的，請容我作個補充：「我靠想像開始寫作，以想像為基礎，並以想像為目標。」

問：您年少時讀過哪些書？

大江：我九歲前沒讀過什麼書，祖母說的故事讓我深深著迷。有關我們家族與地方上的一切，她幾乎什麼都告訴我了。這已經讓我相當滿足了，所以當時我不需要任何書籍。但，有一天祖母和我母親討論之後，第二天母親起了個大早，包了一公斤白米──我們吃稻米──穿過森林到我們島上的小城去。她深夜才回到家，給我妹妹一個小洋娃娃，給我弟弟幾塊蛋糕，然後拿出兩本袖珍本的書：第一冊、第二冊。原來是馬克吐溫的《頑童歷險記》。以前我從沒聽過馬克吐溫、湯姆．索葉或哈克貝利．費恩這些名字，但我母親說──這是我們最初也幾乎是最後一次討論文學──：「你爸爸說，無論要給大人或小孩，這是一部最好的小說（我父親在一年前已經過世了）。我帶這本書回來給你，不過，拿書和我換米的女人說：『小心點，這作者是美國人，現在日本和美國正在打仗，學校老師會沒收你兒子的書。』如果老師問作者是誰，要回答說，馬克吐溫是一個德國作家的筆名。」

問：根據您的諾貝爾得獎演說，您也讀過《尼爾斯歷險記》。

大江：是的，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很有名的瑞典女作家賽爾瑪．拉格洛夫（Selma Lagerlof），寫的是讓瑞典兒童學習他們國家地圖的書。書中有個小妖精乘坐在一頭小鵝背上，飛越全國。這本書也非常、非常引人入勝。我童年中只有這兩本書最珍貴，而且我反覆不斷地閱讀，這兩本書的每一句話，我幾乎都背下來了。

問：當中有一句話特別讓您印象深刻。當書中的漫遊者回到家鄉時，他說：「現在我又是個人了。」

大江：沒錯，故事的主人翁被魔法變成一個非常小的小矮人，他不相信自己可能再度變成一個正常身高的人。他回到自己的家，偷偷溜進廚房，父親看見他。這時，一種溫暖、仁愛的熱情在他心中油然而生，於是他便自然而然地長大成一般男子的大小。他吶喊道：「喔，母親，我又是個人了。」這點很重要，我要補充一下。

〉〉身為作家

問：您自稱為邊緣作家，這有一部份指涉您的出身背景，但還有更深刻的意涵。請解釋當您說「我是個邊緣作家」時，所指為何？

大江：我出生於一座小島，日本本身也在亞洲的邊緣。這很重要，我那些卓越的同行們相信日本在亞洲的中心，甚至私底下相信日本是世界的中心。我總是說自己是邊緣作家──處於邊陲地區、在亞洲邊緣的日本，以及這個星球邊緣的國度。我這樣說的時候是很自豪的。

文學寫作須由邊緣朝向中心，且我們可以批判中心。我們的信念、主題與想像都屬於邊緣人。在中心的人沒有什麼好寫的。從邊緣出發，我們可以書寫人的故事，而這個故事可以表現出中心的人性。所以說，邊緣這個辭彙，是我最重要的信念。

問：您在《康復的家庭》中引用弗蘭納里．歐康諾（Flannery O-Connor）所說的小說家的「習慣」，也就是習以為常的經驗，這是什麼意思呢？

大江：首先，「習慣」對藝術家來說不是個好詞，所以我必須很精確地依循弗蘭納里．歐康諾所訂下的意義。我相信她是從家庭教師傑克．馬里丹（Jacques Maritain）那裡學到這個辭彙。馬里丹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歐康諾生於1935年，戰後不久，她透過書信和家庭教師對話，馬里丹談到對自己很重要的托瑪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的概念。

所謂「習慣」是這樣的：當我，一位作家，每天持續不斷地寫作，寫了十年或三十年，那麼一個作家的習慣便逐漸在我的內在中形塑而成。但我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同時，我又不可能對此毫無感覺。但無論如何，這個習慣讓我可以不斷重生為一個作家。所以倘若我發現自己陷入從未經歷過的危機，靠著這個習慣的力量，我可以重生，或寫些什麼。即使是軍人、農夫，或漁夫，當他們遇到人生最大的危機時，都可以藉由習慣的力量而重生。我們人類不斷出生、再生，如果我們能夠創造生而為人的習慣，我想我們就能夠面對危機，即使那是我們從未經歷過的。這應該是弗蘭納里．歐康納的概念，而我是歐康納的學生。

〉〉在悲劇中找到聲音

問：在您摸索作家的聲音時，令公子的出生是個轉捩點。您曾寫道：「二十五年前，我的長子出生，腦部殘缺。這簡直是晴天霹靂。但我必須承認，身為作家，我大半的寫作生涯中，作品的主題是關於我的家人如何和這個殘障的孩子一起生活。」

大江：正是如此，我確實這麼寫過。

我兒子在我二十八歲那年出生。當年我已經是作家，在日本小有名氣，也是研究法國文學的學生，以沙特或梅洛龐蒂的調調說話。我老是在談論他們的作品。但是當我兒子帶著嚴重殘障的腦部出生，有天晚上我發現自己想要找尋鼓舞，所以我想讀自己的書──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讀自己寫的書，也就是那時我寫過的唯一的一本書。幾天之後我又發現我無法從自己的書中獲得鼓舞，也就是說，我的作品不能鼓勵任何人。我覺得，我和我的書都一無是處，於是十分沮喪。後來有位在日本編輯政治雜誌的記者邀請我到廣島，也就是原子彈投下的城市。那年廣島適逢和平運動，也就是反核運動，集會上中國和俄羅斯代表團發生嚴重肢體衝突。我是現場唯一的獨立記者，所以我批判雙方。

我找到廣島原爆倖存者的醫院，在那裡遇見偉大的重藤文夫醫生。透過與重藤大夫和病患的談話，我發現自己被某種情緒鼓舞，所以我想追尋這種感覺。我回東京後，到我新生的兒子住的醫院，和醫生討論要怎麼救他。接著，我開始書寫廣島見聞，這是我人生的轉捩點，也是一種重生。（上）

#作品 #大江 #作家 #邊緣 #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