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研究所,共同主辦的「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學」學術研討會,訂明後兩天在中研院文哲所舉行。身為這場盛會的主角貴賓,一九九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即將在今天蒞臨。大江指出:「『海峽兩岸』的民眾和日本人之間沉重而痛苦的過去,以及仍承受著負面遺產的現在,對我這一代的日本人是一種宿命。但此中也蘊含了對未來的希望,這也是一種宿命。」大江相交滿天下,與國際重量級文化人多有來往,而今天是他首次踏訪尚未謀面的台灣。並且,無可諱言的,其人作品蘊含私人記憶與當代思潮的交融及衝突,對一般讀者而言,比較難以登堂入室。所以,我們今天特別刊出大江在新舊世紀交替之際的精采專訪,談身世、求學,說際遇、家庭,論文學、寫作,希望帶給讀者一個清晰的、溫馨的大江印象,也向這位初到台灣的諾貝爾文學大師致敬。 ──編者

本文為1999年4月16日柏克萊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哈利.克萊斯勒(Harry Kreisler)的採訪。本文的翻譯和發表,得到大江先生同意。

〉〉身世背景

問:歡迎來到柏克萊,請問您在哪裡出生、成長呢?

大江:我1935年出生於日本列島的一座小島。必須強調的是,我六歲那年日美戰爭開打,十歲時見證戰爭結束,所以我的童年在戰爭中度過。這是很重要的。

問:你是家族中第一位作家嗎?

大江:這個問題很微妙,我的家族至少已經在這個島嶼上生活了兩百年,祖先中有許多是記者。所以,如果他們曾想過要出版著作,我認為他們應該是最早的一批作家。但不幸、也或許是很幸運的是,他們並沒有出版,所以我成為第一個出版自己作品的人。不過我母親總說:「我們家族的男人總是寫一樣的東西。」

問:您曾在一次訪談中提到:「我動筆寫小說的原因是,嘗試回憶的行為與創作的行為開始重疊。」

大江:是的,請容我作個補充:「我靠想像開始寫作,以想像為基礎,並以想像為目標。」

問:您年少時讀過哪些書?

大江:我九歲前沒讀過什麼書,祖母說的故事讓我深深著迷。有關我們家族與地方上的一切,她幾乎什麼都告訴我了。這已經讓我相當滿足了,所以當時我不需要任何書籍。但,有一天祖母和我母親討論之後,第二天母親起了個大早,包了一公斤白米──我們吃稻米──穿過森林到我們島上的小城去。她深夜才回到家,給我妹妹一個小洋娃娃,給我弟弟幾塊蛋糕,然後拿出兩本袖珍本的書:第一冊、第二冊。原來是馬克吐溫的《頑童歷險記》。以前我從沒聽過馬克吐溫、湯姆.索葉或哈克貝利.費恩這些名字,但我母親說──這是我們最初也幾乎是最後一次討論文學──:「你爸爸說,無論要給大人或小孩,這是一部最好的小說(我父親在一年前已經過世了)。我帶這本書回來給你,不過,拿書和我換米的女人說:『小心點,這作者是美國人,現在日本和美國正在打仗,學校老師會沒收你兒子的書。』如果老師問作者是誰,要回答說,馬克吐溫是一個德國作家的筆名。」

問:根據您的諾貝爾得獎演說,您也讀過《尼爾斯歷險記》。

大江:是的,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很有名的瑞典女作家賽爾瑪.拉格洛夫(Selma Lagerlof),寫的是讓瑞典兒童學習他們國家地圖的書。書中有個小妖精乘坐在一頭小鵝背上,飛越全國。這本書也非常、非常引人入勝。我童年中只有這兩本書最珍貴,而且我反覆不斷地閱讀,這兩本書的每一句話,我幾乎都背下來了。

問:當中有一句話特別讓您印象深刻。當書中的漫遊者回到家鄉時,他說:「現在我又是個人了。」

大江:沒錯,故事的主人翁被魔法變成一個非常小的小矮人,他不相信自己可能再度變成一個正常身高的人。他回到自己的家,偷偷溜進廚房,父親看見他。這時,一種溫暖、仁愛的熱情在他心中油然而生,於是他便自然而然地長大成一般男子的大小。他吶喊道:「喔,母親,我又是個人了。」這點很重要,我要補充一下。

〉〉身為作家

問:您自稱為邊緣作家,這有一部份指涉您的出身背景,但還有更深刻的意涵。請解釋當您說「我是個邊緣作家」時,所指為何?

大江:我出生於一座小島,日本本身也在亞洲的邊緣。這很重要,我那些卓越的同行們相信日本在亞洲的中心,甚至私底下相信日本是世界的中心。我總是說自己是邊緣作家──處於邊陲地區、在亞洲邊緣的日本,以及這個星球邊緣的國度。我這樣說的時候是很自豪的。

文學寫作須由邊緣朝向中心,且我們可以批判中心。我們的信念、主題與想像都屬於邊緣人。在中心的人沒有什麼好寫的。從邊緣出發,我們可以書寫人的故事,而這個故事可以表現出中心的人性。所以說,邊緣這個辭彙,是我最重要的信念。

問:您在《康復的家庭》中引用弗蘭納里.歐康諾(Flannery O-Connor)所說的小說家的「習慣」,也就是習以為常的經驗,這是什麼意思呢?

大江:首先,「習慣」對藝術家來說不是個好詞,所以我必須很精確地依循弗蘭納里.歐康諾所訂下的意義。我相信她是從家庭教師傑克.馬里丹(Jacques Maritain)那裡學到這個辭彙。馬里丹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歐康諾生於1935年,戰後不久,她透過書信和家庭教師對話,馬里丹談到對自己很重要的托瑪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的概念。

所謂「習慣」是這樣的:當我,一位作家,每天持續不斷地寫作,寫了十年或三十年,那麼一個作家的習慣便逐漸在我的內在中形塑而成。但我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同時,我又不可能對此毫無感覺。但無論如何,這個習慣讓我可以不斷重生為一個作家。所以倘若我發現自己陷入從未經歷過的危機,靠著這個習慣的力量,我可以重生,或寫些什麼。即使是軍人、農夫,或漁夫,當他們遇到人生最大的危機時,都可以藉由習慣的力量而重生。我們人類不斷出生、再生,如果我們能夠創造生而為人的習慣,我想我們就能夠面對危機,即使那是我們從未經歷過的。這應該是弗蘭納里.歐康納的概念,而我是歐康納的學生。

〉〉在悲劇中找到聲音

問:在您摸索作家的聲音時,令公子的出生是個轉捩點。您曾寫道:「二十五年前,我的長子出生,腦部殘缺。這簡直是晴天霹靂。但我必須承認,身為作家,我大半的寫作生涯中,作品的主題是關於我的家人如何和這個殘障的孩子一起生活。」

大江:正是如此,我確實這麼寫過。

我兒子在我二十八歲那年出生。當年我已經是作家,在日本小有名氣,也是研究法國文學的學生,以沙特或梅洛龐蒂的調調說話。我老是在談論他們的作品。但是當我兒子帶著嚴重殘障的腦部出生,有天晚上我發現自己想要找尋鼓舞,所以我想讀自己的書──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讀自己寫的書,也就是那時我寫過的唯一的一本書。幾天之後我又發現我無法從自己的書中獲得鼓舞,也就是說,我的作品不能鼓勵任何人。我覺得,我和我的書都一無是處,於是十分沮喪。後來有位在日本編輯政治雜誌的記者邀請我到廣島,也就是原子彈投下的城市。那年廣島適逢和平運動,也就是反核運動,集會上中國和俄羅斯代表團發生嚴重肢體衝突。我是現場唯一的獨立記者,所以我批判雙方。

我找到廣島原爆倖存者的醫院,在那裡遇見偉大的重藤文夫醫生。透過與重藤大夫和病患的談話,我發現自己被某種情緒鼓舞,所以我想追尋這種感覺。我回東京後,到我新生的兒子住的醫院,和醫生討論要怎麼救他。接著,我開始書寫廣島見聞,這是我人生的轉捩點,也是一種重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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