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為何能導致這麼嚴重的全球金融大海嘯,在我們看來,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以下兩點:

一是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世界經濟失衡結構下各國經濟抵擋外部衝擊的能力有限的問題,二是我們沒有及時意識到金融創新濫用到一定程度會讓一部分不知情的投資者在毫無風險意識的情況下輸得血本無歸的問題。

因此,為了緩解這兩種性質的問題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嚴重負面影響,我們需要將自己創造的財富和自己的生活質量改善聯繫起來。對於中國而言,就是如何將我們不斷創造的儲蓄轉變成我們可持續的消費。中國潛在的消費能力主要來自於三個方面:

一是廣大消費願望雖強烈但還是處於低收入的階層。今天在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和中國企業的盈利模式還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的情況下,消費回暖就不可能來自這批實際收入沒有明顯增長的消費人群。

二是一批白領的工薪階層。他們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環境中分享到了實際收入增長的好處。他們常常在消費的選擇中「忍痛割愛」,取而代之的是積極地進行「預防性」儲蓄,以防後患。三是高薪收入的「精英」階層。

今天影響這三批人消費能力的政策設計已經越來越顯得重要。

首先,需要關注的政策設計就是如何將中國儲蓄轉為推動中國經濟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通過產業資本扶持的政策來解決中國今天消費能力不足或不平衡的問題至關重要。其次是強化中國的「服務質量」問題。

在今天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的狀況下,中國消費能力的釋放是有限的。通過財政手段進行收入再分配,一需要時間,二是社會協調成本較高,最終結果不見得理想。

為此,如果我們能夠重視「富人經濟」,通過他們的消費來帶動中國整體的就業水平和產業結構的轉型,比如,大力發展國外的旅遊消費,或建立外國品牌的中國消費網點;或者容許私人資本進行高附加價值的教育產業投資等,市場推動的這種自然而然的財富再分配和產業結構轉型的效果將是成本最低而且質量最好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摘錄自《上海商報》2009-09-30,作者孫立堅、袁堂軍分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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