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主題

問:請問您相信,一個作家到底是自己選擇主題,還是主題挑上他?

大江:納丁‧戈迪墨(Nadine Gordimer)曾寫道,不是我們選擇某個主題、情境或故事,而是主題選擇了我們;這是作家的目標。時間與歲月選擇我們為作家,我們必須回應自己的時代。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我可以提出和戈迪墨一樣的看法:我並沒有挑選殘疾兒子的故事,也沒有選擇有關殘疾男孩的家庭主題。如果可能的話,我想逃避這個主題,但是某種東西選擇我來書寫它。我兒子選擇了我。這絕對是讓我持續寫作的一個理由。

問:您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寫作的基本風格是由我的個人經驗出發,繼而與社會、國家和世界連結。」

大江:我認為,我的寫作是將自己、家庭與社會和宇宙聯繫起來。把我與家人和宇宙相連繫很容易,因為所有文學都有某種神秘的傾向。所以當我們書寫自己的家人,就可以把自己和宇宙連結起來。但我想把自己與家人和社會相聯繫。當我們把自己和社會連結起來,寫的就不是只攸關個人的經驗,而是一本獨立的小說。

問:您在《康復的家庭》中提到,讓殘疾的孩子積極參與家庭生活的過程中,您了解到這是一個例子,整個社會應該就這樣對待殘疾人士,並向他們學習。簡而言之,從創造一個療傷的家庭,我們可以創造一個療傷的社會。

大江:是的希望如此,但我不想強調有殘疾孩子的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我不想強調個別例子。當我們把個別家庭和社會相聯繫時,就有社會的價值;否則我認為我們只能從自己的經驗書寫非常個人的事物。當我將第一本有關我兒子的小說命名為《個人的體驗》時,我相信我知道最重要是:書中沒有任何事情是個人的,我們必須找尋自我、「個人體驗」與社會的聯繫。

問:那麼作家應該在他所處的時代的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呢?

大江:把我們的努力和社會結合,這就是政治。我不需要扮演任何制定政策的角色。我有些朋友已經是政策制定者了。

問:看來您不想成為亨利.季辛吉。

大江:我曾上過季辛吉先生的一個討論課,他在課程結束的酒會上,不懷好意地笑著說:「大江先生的邪惡笑容,就像卡通裡的邪惡兔子的笑容。」

我不是邪惡之人,雖然當面對政策制定者時,有時我會做出邪惡的笑容。我不是心中有政策、搞政治的人。但是,透過我作品中人的生活,我希望為政治做些什麼,所以我必須透過我的文學或文章發聲。

問:那是什麼呢?

大江:我個人可以用自己微小的聲音說:我正在這麼做。

問:日本通行的論述顯然是非常物質主義、而且缺乏人文價值的,一位日本作家需要喚起什麼價值觀呢?

大江:在日本經濟危機發生之前,我已經在批判日本對亞洲與世界的態度。即使在我們還很貧窮的時候,我就開始批評我們對亞洲的態度,到了經濟繁榮時我依舊持續批判。後來,我們面對現在的經濟危機,我更得繼續批判。

日本戰敗後,我們想創造一種全新的國家態度。多年來我們想創造民主、民主的人、民主的國家。我認為我們已經放棄了。五十年已過去,現在日本有一股反民主的氛圍。所以今天民主尚未成形,大家又說超國家主義一定會重返,但我覺得這是相當曖昧的。一種危險的國家主義正滲透入我們的社會。所以我現在要批判這種傾向,我想盡力阻止法西斯主義在日本社會的發展。

問:您的小說和您關注的人性主題,是否有助於影響輿論,而使法西斯主義比較不可能發生?

大江:我在廣島時,重藤大夫告訴我:「若是你想不到任何事情可做,就得做點事。」所以我想,如果我可以有一點影響年輕知識份子的力量,我們可以形成一種不同的力量。因為今天的危機,是日本的超國家主義的下意識情感,一種非常強大的情感和氣氛。若我們精確地把它寫出來、攻擊它,年輕知識份子就會意識到這種情感的存在。這在一開始是非常重要的。

問:這些知識份子可能會正面面對這些議題,協助形塑公共輿論,如同在《個人的體驗》中,青年鳥面對自己處境的現實狀況。

大江:是的,我希望日本的年輕人與青年知識份子面對他們眼前的現實。

〉〉結論

問:您有一些作品以青年為焦點,例如《拔去病芽 掐死壞種》,描述一群年輕人,在沒有價值觀以及被疏散的小鎮上。在形塑我們的世界觀時,年輕人扮演什麼角色呢?

大江:我最新小說的結尾中,主角創造了一種新的慈善事業,既不是基督教也不是佛教,而只是做有助於他的心靈與整體年輕人的行為。有一天領導者在眾人面前唸了聖經中的以弗所書。該文中有兩個字:「新人」。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成為新人,我們應當脫去舊人舊衣,成為新人。只有新人才能有所成就,所以你必須成為新人。我的主角對未來沒有計畫,但他相信我們必須創造新人,年輕人必須成為新人,舊人必須居間協調以創造新人。這是我的信念,我總是思考年輕人在日本的角色。

問:莘莘學子們應該如何為未來做準備?首先,他們應如何準備成為作家?要如何準備自己,以便對新人的定義有正面的影響?

大江:首先,我希望年輕人剛正不阿而獨立。

問:如同鳥一般。

大江:是的,其次我希望他們有想像力。想像力並不是接受其他人的形象,而是創造自己的形象,更精確地說,是改良我們所被賦予的想像力。公正而有想像力,這已足夠是很優秀的年輕人。

問:您這麼描述重藤博士:「沒有太多希望與絕望,他只是盡力對付苦難。」您還說:「他真是個真誠的人。」

大江:我的大學教授是法國人文主義專家,他總是告訴我:「何謂人文主義?就是不要對今日抱持太大的希望與絕望。」沒有太多希望,也沒有太多絕望。這就是今天人文主義者的典型。我告訴重藤大夫我的老師的評論,他說道:「沒錯,我透過自己的生命了解這個意涵。」

問:非常感謝您回到柏克萊和我們分享想法,希望您下次再回來。

大江:謝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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